1928年，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急召校长，前来训示。
过了一会儿，一个戴着眼镜，干瘪的老头，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办公室，还径直坐到了沙发上。
蒋介石问：“你是刘文典吗？”
没想到对方不答反问：“你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正要发作，对方又接着说：“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有父母长辈可以称呼，不是随便谁可以叫的。”
蒋介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骂道：“无耻文人！”
刘文典却面无惧色，冷冷地看着蒋。
作为民国有名的“狷狂名士”，刘文典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和蒋介石公开叫板对骂。
除了蒋介石之外，刘文典的狂傲，还精准打击过民国的大才子们，硬怼过日寇和汉奸们。
但如此不可一世的刘文典，却会因为失诺，甘愿被一和尚敲打脑袋惩罚。
世人都知他狂，知他傲，却不知，他的狂与傲，皆源于他对中华千年国粹的敬畏，源于他对中国文人“不畏势，不媚俗”风骨的传承。
“狂徒”教授
1923年，师从国学宗师章太炎的刘文典，出版了《淮南鸿烈集解》专著，一举在学术界成名。
他还专注于《庄子》的校勘和研究，成为当时“最懂庄子的人”，学术声望日渐隆盛。
而和学术声望同时出圈的，还有其恃才狂傲的盛名。
刘文典原本教授古典文学，但自信自己讲《红楼梦》，远胜于大名士吴宓，便在吴宓《红楼梦》讲座的同一时间，开课讲红学，公开和吴宓打擂台。
刘文典告诉前来听课的学生：“我讲的，一定是别人没有的；别人讲过的，我不屑于讲。”
很多学生最初是抱着听听看的想法而来，毕竟吴宓才是知名的红学大师。
可听过课之后，学生们都不由自主地被刘文典吸引。
甚至很多曾听吴宓讲座的学生，也都“弃吴投刘”。
吴宓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好奇刘文典讲课的独特之处，便也去旁听。
结果发现，刘文典所讲红学，确有独到之处，而且风趣幽默，连吴宓都听得津津有味。
此后，吴宓便常去旁听刘文典讲课。
刘文典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旁听自己课的吴宓，自然知道，这场“红学擂台”，是自己赢了。
但他还觉得不过瘾。
于是在一次上课时，刘文典讲到酣畅淋漓处，却突然停下，看着最角落处的吴宓，问道：“吴宓兄以为如何？”
吴宓也不恼，像学生一样起立，恭敬地答道：“高见甚好！”
刘文典听罢，点点头，才继续上课。
学生们看着平日颇受尊敬的吴教授，内心忍不住暗笑。
刘文典对大名士吴宓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当时只有“才子”之名的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没少被刘文典怼。
尤其是沈从文，曾跟着刘文典学习国学理论，后来受邀入职西南联大，为中文系教授。
可没想到，刘文典却激烈反对沈从文任教授之职。
他认为沈从文虽然会写小说，国学底蕴却远达不到教授水平，更何况，沈从文只读过小学。
但沈从文的就职已成定局，刘文典反对也无效。
他气愤不已，和别人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拿400块是应该的，我只能拿40块，朱自清只配拿4块，至于沈从文，4毛钱都不应该给！”
在“狂徒”刘文典眼里，哪怕民国才子荟萃，也不是谁都能称之为“教授”的，因为这个称呼所代表的，是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不仅仅是文学创作。
所以放眼整个民国，只会文学创作的才子们，无论名号多响，刘文典都觉得担不起教授之名。
谦逊学者
刘文典曾自我评价：“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能够让刘文典收起骄傲自大的人，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精通14种语言，刘文典在其面前，从未有过半分狂傲，反而变身为一代大师的头号迷弟。
他会到处和别人吹大师彩虹屁：
“我刘文典不及陈先生的万分之一。”
“我对陈先生，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他还时刻关注大师的安危，急大师之所急。
香港沦陷时，陈寅恪滞留其中，刘文典比自己被滞留还着急，到处托人想办法，心痛不已地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50年内，不会再出现这种人才。”
还有一次，空袭撤退时，刘文典撤离到半路，突然想起，陈寅恪身体欠佳，视力又不好，还住在楼上，行动极为不便。
他毫不犹豫地又往回跑，去接陈寅恪。
后来有学生赶来，想搀扶着刘文典赶快撤离，刘文典却气喘吁吁地大喊：“保国粹要紧！保国粹要紧！”
边说边推开学生，让学生快带陈寅恪离开。
如何征服一个“狂徒”文人？
陈寅恪已经做了最佳示范：学富五车，硕学鸿儒。
如果做不到，那么像下面这位和尚一样，虔诚地守护自己的信仰，也是能赢得刘文典尊重的。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去寺庙查阅佛经，寺庙藏书本不给外人借阅，但和尚听过刘文典在学术界的名气，便破例允许他进藏书阁。
进去之前，和尚告知他翻阅佛经的规定：必须正襟危坐，只能用准备好的竹篾翻页。
刘文典点头承诺，严守寺庙规约。
可他静坐读经没多会儿，就打盹，佛经也掉到了地上。
和尚看到掉在了地上的佛经，一生气，便随手操起翻页的竹篾，劈头盖脸地教训刘文典，认为他不尊重佛经，更不信守承诺。
刘文典被打醒，在懵懂中只顾护着自己的头躲避，反应过来之后，他急忙道歉，也不再躲避，任由和尚手中的竹篾，敲在自己脑袋上。
事后他检讨道：“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在刘文典的世界里，狂傲可以是叫板最高统治者，也可以是自负自己的学问，但绝不是无知狂妄，更不是嚣张夺理。
而他的狂傲，在民族大义面前，又成为了不畏生死的底线。
硬骨头文人
1937年，北平沦陷，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日寇听闻他精通日语，又是有名的学者，便让他继续在北大任职。
刘文典严词拒绝，日本人又派出周作人，上门游说。
刘文典再次回绝：“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日寇见劝说无效，便开始威逼，宪兵多次抄刘文典的家，还限制他的自由，监控他的信件。
刘文典就搬个凳子坐在屋前，昂首抽烟，冷眼斜视问话的日本人，沉默不语。
翻译官问为何不答话，刘文典轻蔑地说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此时，刘文典堂弟在日寇成立的傀儡政府里，谋到了一份差事，竟兴高采烈地找刘文典报喜。
刘文典看着做了亡国奴，还喜不自胜的堂弟，又心痛又愤慨，他知道，堂弟是不可能听劝的。
于是刘文典吃饭时，拒绝与堂弟同桌，并冷冷地说：“新贵往来不利于著书。”
堂弟再来找他时，他坚决闭门不见，毫不犹豫地与之断交。
就在刘文典所面对的时局，越来越艰难时，幸得友人帮助，最终平安撤离北平，南下去西南联大任教。
到了西南联大之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刘文典对日寇的仇恨越来越强烈，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大谈日寇的险恶，号召学生团结起来，支持抗战。
他还经常熬夜翻译日本资料，呼吁国民“赶快起来研究日本”，因为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
彼时抗战全面爆发，日军的轰炸越来越疯狂，刘文典的住所，距离学校比较远，每天赶来上课的途中，都会遭遇多次防空警报。
有人担忧他的安危，建议暂时先停课。
刘文典反对：“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绝不缺课！”
人的本能，都会畏惧死亡。
然而刘文典的狂傲，压倒了一切，因为他的狂傲里，有嫉恶如仇，有热烈的爱国之心，更有一个真正的名士，该有的风度和派头。
狂徒与名士
后世学者说起刘文典时，最常见的评价是：“真名士，自狂狷。”
的确，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里，刘文典是最受欢迎、学术声望最高的教授之一。
他的渊博学问，让老师和学生都拜服不已：“说到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
但刘文典，又并非只是目空一切的书生，他尊师更重道，骨子里镌刻的，更有最为质朴的民族大义。
在山河破碎的时代，他曾在学术瀚海里纵横，张扬狂傲；后又在战火纷争里坚守大义，视死如归。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论刘文典的原因。
长期研究知识分子的傅国涌，前两年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一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
生而为人，尤其是做学术研究的，更应该有所坚守。
坚守大义，坚守道义，坚守严谨，坚守私德。
在知识分子市场化和犬儒化的今天，像刘文典这样的“真狂徒”，才是我们最想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