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 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 1999年曾当选为《亚洲周刊》“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后被《新周刊》评选为“2006新锐榜年度知道分子”。她还是已故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1952年, 李银河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 她在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少年时代被一列火车拉到内蒙古兵团, 后又到了山西, 在两地度过5年知青生活。1974年, 作为工农兵大学生, 李银河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大学毕业后, 进入《光明日报》工作。一年以后, 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1979年, 参与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创建, 并开始进行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1982年, 30岁的李银河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旅程, 最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学成归国后, 她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弟子和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后。随后, 李银河在北京大学工作。1992年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和众多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不同, 李银河似乎天生就是媒体的宠儿, 她被媒体赋予种种荣誉, 也被其妖魔化。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间, 中国社会对“两性”问题的认识逐渐开放, 性文化经历了巨大变革, 但李银河关于同性恋、虐恋、换偶、性工作者、二奶、艳照门等的一些言论依然饱受争议。
是她的观点超前, 还是两性研究“另类”, 抑或是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
只有走近李银河, 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报社大院到内蒙兵团
1952年, 我出生时正值“三反”运动后期。“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谣。那时贪污犯被叫做“老虎”, 各个单位都在抓“老虎”, 而我哥哥的小名也叫老虎, 于是, 我们兄妹俩在公园玩的时候, 有人就会说:“快看, ‘三反’打‘老虎’了啊!”
不过, 对我而言, 这个运动只是大人经历过的各种运动中的一个。
我的父亲是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母亲是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 他们是抗大 (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同期同学, 在后来的革命中相识、相知、相爱。我从小在报社大院长大, 小时候一直觉得报社就是家。
我的母亲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 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 是最早参与《人民日报》创建的女编辑之一。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 感情都给了农民。老一辈农村问题专家、原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曾为她题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母亲是一位事业心很强、观念很新潮的知识女性, 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 我们非常崇拜和敬重她, 后来我搞社会学研究的启蒙可能就是母亲的农村调查研究。父亲的性格比较刚烈, 经常仗义执言, 要不然也不会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报社斗彭德怀, 父亲被拉去陪斗。有一次造反派来我家, 意欲抄家。我当时很激动, 冲他们大声嚷:“你们为什么态度不能好一点!”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父亲平反时, 我年纪还小, 所以在父亲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文革”期间, 我们家也受到一些冲击, 但总的来说还算平稳。父母都属于党内民主派, 对政治比较敏感, 小时候, 我们经常去王若水等人的家里, 听父母跟他们的对话, 这对我们影响比较大。
因为父母都在报社工作, 我从小就觉得绝对不能去干报纸 (注:日报) 。因为报纸就只有一天的生命, 而我想做一个生命力比较长的事情, 所以后来就去搞学术研究了。有段时间, 受一部叫《军队的女儿》小说的影响,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支援边疆建设的勘探队员。结果“文革”爆发后, 我到内蒙插队, “歪打正着”走进了边疆, 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在北京送站的时候, 很多人都哭天抢地, 我却对大漠生活心向往之。但这却是我人生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碰撞。我是带着一种献身精神去的, 感觉和父母年轻时候投奔延安差不多, 但事实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我的人生第一课》, 就是讲在兵团的事情。兵团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 那里土质不好, 亩产70斤就需要播30斤的种子, 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今天挖一个沟渠, 明天就被大漠的风沙给填平了。而且, 因为干活就会抢农民们的工分, 一开始我们并不受欢迎。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 无止境地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 有很强的挫折感。后来有几位同事向领导提意见, 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也让我感到人心叵测。
不过, 兵团的生活也让我学会了面对现实。我们这代人的共性就是不太关心个人利益。在兵团的时候, 我身边的人考虑的不是个人前途, 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大家都觉得社会出了问题, 不知道中国将向何处去, 或许个人都会成为牺牲品。当时流行看《1984》、《动物庄园》这样的政治小说, 看完之后感觉很震惊, 小说描写的是40年代的苏联, 竟然和我们当时的社会处境惊人地相似。
从山西到北京
在内蒙的山沟里, 一想到可能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地方, 心里就感到恐慌。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 我从内蒙古转到山西插队, 那里知青相对比较少, 机会多。我插队的县城是父亲的老家, 舞文弄墨的他还算是那里的名人。我沾了他的光, 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上大学不凭考分, 只看推荐, 所以读哪个系是很偶然的。我父亲读书特别厉害, 或许是遗传了良好的基因,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学习成绩都特别好, 姐姐和哥哥都考上了一流大学。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兴奋。
大学毕业之后, 我进入《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记者。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因为当时光明日报社的副总编马沛文和我父母是老熟人, 所以他们一合计, 就把我送到报社去了。但那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当时我写过一篇《落后就要挨打》的文章, 占了一整版, 引用了大量数据和资料, 这种报道方式在当时很少见。后来去上海出差时, 发现很多地方都贴着这组数据。可能因为改革开放之初, 各地都在积极地发展, 地方宣传部门希望引用这些数字来说明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尽管那些资料后面并没有署我的名字, 但自己的研究能够如此受重视, 也让我体验到了小小的成就感。
那时, 中国社会已经走上正道。这正是大多数人希望看到的。但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 中间经历了巨大的斗争。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一派人势力非常强大, 根本就不能容忍市场经济的存在。所以邓小平提出“黑猫白猫”等一些理论的时候, 我感到他是一个直觉非常好的人, 也有很大的政治勇气。
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呈现出多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在经济方面, 从计划到市场, 国家和个人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了。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 越到后期个人主义越张扬。但政治上的改革是比较滞后的。有句话叫“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是迈着“小碎步”, 需要一步一步来。
我在报社待了一年, 在好友林春的介绍下, 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主要工作是给领导人起草工作报告、发言稿等。当时研究室的领导是于光远, 后来他带着一批人到中国社科院建马列所, 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 从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 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 讨论的主要就是经济工作, 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是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肇始, 在历史上留下了很重要的一笔。
我在社科院马列所的时候, 已经开始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但是, 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社会学, 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以后 (1953年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社会学) 。1979年, 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纳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华演讲。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 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 他们后来带头恢复了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学系 (所) 。现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也是这个班的学员。
从中国到美国
在1979年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 我直接找到霍尔兹纳教授, 请他为我申请留学美国提供帮助。申请奖学金要通过一个密歇根大学的考试, 其他就看推荐信。我的三封推荐信分别是梁漱溟、于光远和黎树写的, 他们都是中国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匹兹堡大学一看推荐信, 基本上就没什么意见了。
俗话说, 30不学艺, 我恰恰反其道行之——去美国求学的时候刚好30岁。当时刚结婚两年, 新婚燕尔, 要一个人出国挺困难的, 但因为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 要学习只能留学, 于是我和小波商量后很快就做出决定。当时申请奖学金的时间很紧, 签证和机票安排得也非常紧张。我记得到美国那天是9月13日, 而14日就是奖学金截止日期。如果晚到一天, 奖学金就作废了。
1984年, 王小波到美国来陪读, 虽然我们也打过工, 但生活主要靠我一个人的奖学金。小波是免学费的, 如果交学费, 我们根本就读不起。当时的留学生和今天不一样, 大部分人刚到美国时都很穷, 就像生活在贫民窟一样。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利用假期, 买学生通票周游了全美, 还到了欧洲七国旅游。不过旅游主要是走马观花, 并没有太深入西方社会。在欧洲旅游的日子很美好, 但经常被当作日本游客, 因为那时欧洲人认为只有日本人有钱旅游。
我们留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还是一种做客和游学的心态, 一般是通过电影等了解美国, 接触的美国人仅限于教授和同学。但在这期间, 我受到严格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训练, 为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我和小波认真地讨论在哪边发展比较好, 随后就决定回国。做这个选择并不难。如果是学理工科的, 在哪里都一样。而我是搞社会学研究, 对美国当地社会并不了解, 也没有深厚的感情, 小波的写作离开了母语环境也很麻烦, 于是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回国。
从文科博士后到研究员
1988年, 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 (之前所有博士后站都是理工科的) , 需要找拿到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学者, 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费老的博士后。
从美国回来以后, 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 (创造) 。之前则一直在准备,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 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 直到1988年, 也就是我36岁时, 一直都在准备。就像一头牛, 一直在吃草, 而现在真到了产出奶的时候了。
凭着这股兴奋劲, 我一口气报了10个研究题目, 现在的博士后也就做一篇论文, 可我当时做了10篇, 包括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自愿不育、离婚、同性恋等。这些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都是在匹兹堡大学做的, 当时梳理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成果, 发现很多研究都是第一个做的。后来这10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到一本论文集, 取名为《中国的性爱与婚姻》, 获得“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 于1998年再版。
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 寻找离婚、单身、自愿不生育的研究对象, 一般都有几十对应征, 接受深度访谈。关于青春期恋爱的研究对象就到附近的中学去找。有一次, 我们要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户籍抽样, 也不认识什么人, 就拿着北京大学开的一封介绍信去了。根据抽样规则, 民警帮我们在装户籍卡的大盒子里一张一张地抽出卡片。那时候, 填写问卷没有什么报酬, 我们就在信封里放两块钱的邮票。有人还把这些邮票退回来, 说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难道没有报酬他们就不做了吗?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傻很天真, 也很可爱。
1995年, 我43岁, 被评为研究员。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真正无欲无求的境界。在此之前, 一个又一个的地平线渐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不论我往前走了多远, 它们总是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出国, 回国,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副研究员, 研究员。无论我心里对这些世俗的目标持有积极追求还是被动无奈的态度, 它们都曾是我的目标。而我心底的感觉是, 到这一切都结束时, 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我曾怀着激动但怅然若失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我曾经幻想:到我真正自由之后, 应当做些什么?当然, 我只做那些真正值得用我的生命去做的事情。
采访后记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 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 “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 除此之外, 应该说是乏善可陈, 也比较枯燥”。之所以这么说, 或许是因为同龄人经历过的, 李银河差不多都经历了。同龄人没有机会经历的, 李银河也经历了, 譬如成为“文革”后最早出国留学的人, 又譬如和王小波刻骨铭心的倾城之恋, 再譬如成为中国知名的社会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李银河是幸运的。这一切与她的家庭有关, 与她的性格和天赋有关, 也与她的命运有关。
李银河是一个很认真地思考人生意义的人, 尽管她的结论是人生无意义。从很年轻时起, 虚无主义对她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她不敢轻易地想这些问题。她说, 人生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偶然性。
李银河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这是贯穿她全部生命的精神内核和思想养分。她崇拜那些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 在她的心目中, 这样的人并不多, 像叔本华、尼采或福柯。尽管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 但她能从中感到一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吸引着她的灵魂。
现代媒体上塑造的李银河, 更像一个离经叛道的女斗士, 她的很多言论, 好像是在向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发出挑战。虽然在博客中强调自己“不是一个英雄”, 并关闭了博客的留言和评论功能, 但一以贯之的研究和立场已经说明她在坦然面对非议。在她眼里, 真正意见相左者的批评正是继续研究的动力。
两个小时里, 我们听李银河讲故事, 看她认真思考, 开心地笑, 以及经常会有的孩子般的表情和动作。这位“超级名人”还需要在意外界的什么评论呢, 不论是“敢讲真话的勇士”, 或是“神圣爱情的亵渎者”。她一边抛给世人一个个惊世骇俗的话题与观点, 一边安享着众多美好灵魂创造出来的智慧。她有那么多热爱, 爱看书, 爱文学, 爱好的艺术, 爱自由和生命。能和真实的自我在一起, 兴起时滔滔不绝, 困顿时温和一笑, 这浑然天成、不着雕饰的人生, 也就够了吧。
李银河说, 有机会她还会再选择。那又怎样。在王小波眼里, 李银河是无价之宝。在李银河眼里, 王小波是生命赐予的最大的惊喜与美丽。他们是彼此的菩提树, 彼此映照, 彼此澄澈。所以, 任生离死别, 天地轮转, 情缘仍无尽。
当时的留学生和今天不一样, 刚到美国时都很穷, 就像生活在贫民窟一样。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利用假期, 买学生通票周游了全美, 还到了欧洲七国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