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南下干部”。
1948年，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此时，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和地区的解放，而是城市的管理、群众的安抚、秩序的规范，以及经济的发展。对于一直被战火和硝烟包围的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战场”。为了在这个“战场”上同样奏响凯歌，党中央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年轻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按照“九月会议”精神，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处，并对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人数进行了规定，要求按比例分别列入。同时要求，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
1949年5月下旬，陈毅接管上海时，战士们为了不扰民，露宿街头
“我们（南下干部）要离开‘娘家’到‘婆家’去了，我们争取到‘婆家’做一个‘好媳妇’，要为‘娘家’添光彩。‘娘家’现在还比较穷，没有车子和轿子送，我们就用两条腿走去。”开拔前，各区基本都开了欢送会，很多冀南干部对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的这番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讲话印象深刻。
“南下干部”的最大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并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
城市接管，对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们以严明的纪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每到一个城市，“南下干部”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遵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政策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各界代表会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团体，争取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在引导新区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南下干部”还要保障仍在西南、东南作战的解放军部队的物资供给。他们不辞辛苦地深入百姓中广泛动员，各地农民纷纷手推肩扛，把粮食草料送到了各地政府设立的专门粮站，湘、鄂、赣等新解放区成为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可靠后方和供给基地。
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国民党败兵、特务和惯匪四处横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有些新政权派去的县长和干部们，常常被迫躲在碉堡里办公，晚上抱着机枪睡觉。
1949年10月30日晚，一份特急密电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手里。电报的内容是：“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欲抵上海执行谋刺陈毅市长的任务。”刘全德号称“百发百中，无刺不成”，是国民党军统的“王牌刺客”。当时，陈毅接管上海还不到半年。
虽然刘全德及其同党很快被捕获，但像这样的危险，普遍存在。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南下干部”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组建了人民武装（如民兵、警察等），甚至依靠大批正规军开展了剿灭土匪的斗争。
匪患肃清，农村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后，“南下干部”又开始赶早摸黑，走乡串户，组织农民进行土地改革。
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令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的“共产党管不了城市”的狂妄预言不攻自破。
如今，70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下干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而更多的“南下干部”已再没有机会踏上家乡的热土，再听一次熟悉的乡音，但他们用人生选择，见证并亲历了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的难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