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这个词在中国古代谈不上常见, 但也非罕见。它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了, 《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 同心则同志。”汉儒郑玄释《周礼》中“朋友”之义, 谓曰:“同师曰朋, 同志曰友。” (《周礼注疏》卷十) 如此, 孔子名言“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 大致也可以翻译为:“同志们远道而来, 见到大家我能不高兴吗?”一日孔子让他的几位弟子各言其志, 曾点对曰:“莫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夫子听罢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论语·先进》) , 你说得太好了!后来清康熙年间经筵日讲, 儒臣在呈给皇帝的讲义中认为曾点喜结同志:“偕我同志, 冠者五六人焉, 童子六七人焉。少长咸集, 薄言出游。……是则点之志如此而已。” (《日讲四书解义》卷八) 而这同时也是孔夫子的爱好。
就字面含义而言, “同志”的“志”主要应被理解为“志向”, 比较宏观开阔, 政治色彩是比较浓的。它在政治方面有应用, 如谓“鸠合同志, 以谋王室” (《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 、“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 (《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 等。不过总的来看, 古人在政治上对“同志”的使用是有忌讳的。其原因, 既为同志则臣下就是在横向地结成小团体, 这就有了结党的嫌疑。而在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之下, 朋党对于君权是一种干扰因素, 必然不会为君主所喜, 历代君王都是要求全体臣民必须纵向地完全服从于自己。因此, “君子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 是古代政治的一项基本原则, 党同伐异、结党营私都是一些很负面的行为表现。汉、唐、宋代分别出现过党锢、党争和党禁, 到了明代, 明太祖朱元璋的专制意识超迈前帝, 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大明律》, 其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 紊乱朝政者, 皆斩, 妻子为奴, 财产入官。” (《卷第二·吏律职制》) 但虽如此, 明代后期的党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东林党与阉党的尖锐对立可以说是你死我活。过程当中, 阉党曾经搜罗出一个《东林同志录》, 也就是列出了一个敌对者的名单。而东林同人也不讳互称同志, 像天启初年, 左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共建首善书院于京师, 朝暇与同志高攀龙等讲学其中, 名望日重, 而诸不附东林者咸忌之”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百十三) 。
有鉴于明末的乱象丛生, 清代重申朋党之禁, 并且实际的措施坚强有力, 因此在清一代, 统治阶层内部结党攻讦的问题基本算是得到了解决。但这是以封建君权的进一步加强为前提, 中国社会变得益发专制了。
正所谓物极必反, 面对专制政体所造成的危亡局面,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在清末应时而生。他们接受了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理论与实践, 自身又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 当然也就不讳称党, 把“党”这一名词由贬义改为了褒义。相应地, “同志”这一称呼也在他们当中流行了开来。中山先生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不论何时都可以激励人们的志气, 去与各种各样的压迫和不公做斗争。
虽然“同志”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用的不多, 不过相对而言, 社会生活中还是不时可见的。这时“志”需被理解为“志趣”, 只要有共同的想法爱好, 古人就可以互称同志。例如:
《近思录》卷五:“伊川点头, 因语在坐同志者曰:‘此人为学, 切问近思者也。’”伊川即宋儒程颐, 这是学者之间互为同志;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孙绰、李充等皆以文义冠世, 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羲之自为之序。”这是名士之间互为同志;
《香溪集》卷三:“试问社中同志士, 经春学力竟如何?”这是社友之间互为同志;
《泾野子内篇》卷十三:“人居家中, 须要二三同志者相处, 方能干得事业。”这是平日居处需有同志;
《清异录》卷下:“莹姐, 平康妓也, 善梳掠画眉。唐斯立戏之曰:‘更假以岁年, 当率同志为修眉史矣。’”这是流连娼楼需有同志。甚至僧道、女流、亲人之间的关系表述也可使用同志;
《开元释教录》卷五下:“招集同志沙门二十五人, 发迹北土, 远适西方”;
《会稽志》卷十九:“予家本若耶溪东, 与闺中同志者纫兰、佩蕙趋幽闲人境。不得已从人, 不幸良人已失, 邈然无依”;
《静学文集》:“可谓父子同志而有莫大之幸矣”。
古人有名字叫同志的, 《八旬万寿盛典》卷二十七:“云阳县民咼同志, 年八十三。”也有人名前后冠、跟同志的, 《少墟集》卷九:“今岁春莫, 余偕同志王惟大为华岳之游。”《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九:“值武庙将南巡, 公与黄巩诸同志伏阙极谏。”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其中友情诗是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诗人在表达友情时遣词用语时常显得过于亲密, 像李群玉《醒起独酌怀友》:“西风静夜吹莲塘, 芙蓉破红金粉香。美人此夕不入梦, 独宿高楼明月凉。” (《全唐诗》卷五百六十八) 而同志为友, 古代有的同志诗也是情真意切, 现代读者如果只看字面含义, 难免会感觉暧昧, 像王恭《山楼晚坐有怀同志》:“绿萝烟暝夕阳收, 何处猿啼更倚楼。京国故人分别久, 楚云湘水共关愁。” (《草泽狂歌》卷五) 刘得仁《对月寄同志》诗情意更加缠绵, 诗云:“霜满中庭月在林, 塞鸿频过又更深。支颐不语相思坐, 料得君心似我心。” (《全唐诗》卷五百四十五) 如果这首诗是作于当今, 其作者能不成为“同志”们的文学偶像?
古代同志虽然不指同性恋, 不过文有凑巧, 同志与一些古代的同性恋人物恰好也曾发生过联系, 读之不禁使人一笑。請看以下幾位的故事:
谢惠连。谢惠连是南朝诗人, 他“爱会稽郡吏杜德灵, 赠以五言诗十余首, 文行于世” (《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附谢惠连传》) 。可见谢惠连确实写过同性恋诗歌, 在《悲哉行》中他曾咏叹道:“羁人感淑节, 缘感欲回泬。睹实情有悲, 瞻华意无悦。览物怀同志, 如何复乖别。翔鸣常畴偶, 所叹独乖绝。” (《乐府诗集》卷六十二) 不知所怀同志是否就是情友杜德灵?
辛德源。辛德源是北朝名士, 他“沉静好学, 美仪容。中书侍郎裴让之特相爱好, 兼有龙阳之重” (《北史·卷五十·辛雄传附辛德源传》) 。龙阳是一个同性恋的专有名词, 指娈童男宠, 可见辛德源曾经有过同性恋的经历。另据记载, 他曾与人结为同志, 《北史·卷二十四·崔逞传附崔儦传》:“儦字岐叔, 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每以读书为务。”不知读书之暇这几位同志少年之间是否还有其他更亲密的活动?
李慈铭。李慈铭是晚清名士, 以《越缦堂日记》闻名于时。当时北京城里的相公业正处在繁荣时期, 李氏是多家堂寓里的常客。在《秋夜听雨示诸同志》诗中他写道:“同居念我友, 疏帘隔秋房。共听空阶滴, 所惜非联床。美人易迟暮, 况复客异乡。相朂葆真意, 无为多感伤。” (《越缦堂日记》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 此诗情真意切, 但我们不要想得太多, 因为这里李慈铭的同志是著名学者陶方琦和著名文人樊增祥, 三人之间并无特殊关系。不过这三人时常同游堂寓, 在喜好相公男色这一点上他们确乎可谓同志。
高芳州。在福建地方文学作品《闽都别记》里, 高芳州是一位重情知孝的狐仙。他的母亲中箭身亡, 需得人精血来配药回生。于是芳州变作一位美少年去与品行端正的周艳冰亲近, 二人结谊为异姓兄弟, 芳州喜曰:“今得了同志, 死无恨矣。” (第二百零一回) 晚间同寝, 二人情难自禁, 发生了身体关系。事毕又歃血盟誓, 不相背离。芳州以此方式得到精血救了母亲, 他并非采补淫狐, 过后与艳冰仍然相亲相爱。所以, 在讲“今得了同志”这句话时, 芳州内心已经想到了同性恋行为的将要发生, 他恰好是用同志来称呼自己的同性恋伙伴。
近年来, “同志”确确实实地成为了同性恋者的代称。究其原因, 一方面经过近现代的剧烈社会变革, 古代的同性恋名词如分桃、断袖、娈童、龙阳等已与现代社会产生了隔膜, 我们今人会感觉陌生。另一方面, 新名词“同性恋”又过于直露, 平常使用时会让人感觉尴尬。因此, 既为人熟悉又意义含蓄的“同志”一经圈内人提出便迅速流行开来, 并进而进入了主流语境, 在媒体和网络上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就目前而言, 同志人群使用同志时更多考虑的还是藉此来淡化自身的形象, 让同性恋保持一种暧昧模糊的存在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其实是同志们无奈的选择, 他们内心渴望的当然是阳光下光明正大的生活, 是可以无所顾虑地走出“暗柜”。如此, 同性恋的性政治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宽容, 同性恋人群争取平权的活动将会逐渐地活跃起来。到了那时, 同志们在谈说中山先生的著名遗嘱时, 将不再是调侃戏谐, 而是认真严肃地来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