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任职多年。1866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1889年任湖广总督，1907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10月4日逝世，年72。他在武汉主政近20年，成为洋务殿军。武汉是张之洞一生最辉煌的地方。
武汉在进入近代后城市崛起，一展都会雄风，一度成为工商业位居全国第二三位的名城，构成了近代武汉城市史上的一声绝响，这与张之洞不可分割。我将用十篇左右的数量，说说张之洞对武汉城市发展的贡献。
汉口开埠后，引发武汉城市经济和社会变革，外国经济、科教、文化因素日趋扩展，国人自己兴办的近代事业一片空白。西力东渐，武汉社会被动接受又心存不满。汉口被迫开放的屈辱情绪和反对洋人入侵的情绪广泛存在，由于征地和洋人逞凶而引发社会骚乱，既有反侵略的正义性，也包含对异质文化的排拒，这只能挡上一阵子，最后还是要吸纳接受西方的先进文明。西方输入的洋货，惊世骇俗，却逐步得到推广认同。
长江上的轮船，汉口的汽水、机制冰，从国外输入的自鸣钟、洋布、洋油、洋皂、洋火、洋伞、洋针等，大量涌入武汉市场。
武汉官场，面对中外矛盾冲突，惟朝廷之命是从，听之任之，敷衍应酬，息事宁人，心存恐惧，惟求自保，在外国挑战面前，麻木被动。主政湖北的官文、李瀚章、卞宝第、裕禄等，思想僵固，自卫自守。开埠后二三十年，湖北人自办的近代工厂不能起步。李鸿章做了两年多湖广总督，除招商局汉口分局外，无所兴革。
面对这种现实，张之洞以大手笔挑战现实。他像一下水就开足马力的破冰船，冲击落后保守。他以“富国强兵”、治鄂兴汉为己任，在两湖、武汉大兴洋务。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这是张之洞在卢汉铁路通车时在武昌黄鹤楼写下的联语，耐人玩味。
湖北位居中国内陆中心，雄踞长江中游，武汉为九省通衢，汉口为四大名镇之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交通上，都是全国要冲。他要整顿乾坤，要抓住湖北、武汉这一战略要地。
张之洞看准了湖北武汉，敏锐地抓住了机遇。城市近代化机遇，沿海比武汉要大得多。譬如广州，开放得早，邻近港澳。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就着手建铁厂、枪炮厂，可是他调任湖广总督时，接任他的两广总督李瀚章却不愿办工厂，张之洞趁机将在广州建厂的机器设备调入湖北，广州的发展机遇转移到了湖北，形成了武汉超广州的格局。张之洞后来调北京出任大学士，继任赵尔巽、陈夔龙、端方沿袭他的路线，推动了武汉城市进一步发展。
1863年，张之洞入京会试，科举告捷，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居京，1866年临时性充当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8月简放湖北提督学政，管湖北全省教育文化。学政衙门在武昌水陆街，4年任期中，张之洞两次巡视各府州，对府、州、县考取贡生复查，合格者定为生员秀才。主持两次考试，一次是对入学生员进行复试，决定取舍，一次为乡试前的初试，选拔合格者参加乡试。当时张之洞还未转变为洋务派，只是在鄂兴学，仍是传统士人。
张之洞学人治学，追求德艺双馨。本来，京官囊中羞涩，外放学政，地位显赫，各府州县馈送实惠，是发财好机会。但张之洞清廉自守，洞察弊政，严加革除。当时科场有许多作弊行为，如抡替即代考、联号即买通编号人员通同作弊、通关节即对考官和阅卷官行贿。张之洞制定规章，严明制度，对作弊受贿的文场污吏严加惩处。在湖北、四川学政任内，裁撤陋规2万多两。
文昌门，应该在武昌解放路和水陆街交汇点附近
引人注目的是创建经心书院。经心书院是1869年张之洞按传统思路创建，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进一步扩张和改制。院舍设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次年迁于文昌门附近的火星堂。1891年学政赵尚辅捐廉迁建于三道街，规模相当宏大，学生斋舍有4栋，每栋20间，院后山上有天文台和图书室。经心书院造就了一批人才，在清末民初影响很大。
张之洞文治在晚清督抚中出类拔萃，成功之道在于狠抓教育，以兴教育作为治国之本。张之洞兴学的指导原则是“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是以中学为本，以西学为用，中西学之间有一种主从关系、但又是一种二元结构。这一命题具体作为推进教育近代化的指导原则，可以肯定的方面就比较多。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内篇主要讲“体”，目的是“正人心”。外篇则主要讲“用”，目的是“开风气”。“正人心”主要涉及道德问题;“开风气”实际上是增长见闻和学习近代西方技艺的问题。但中西学如何设置，各占多大比重，就有很大的弹性了。张之洞在湖北地区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方面，并不是按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或中、西学平分秋色的固定模式行事，具体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实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创办这些新式学堂，目的是以速成法造就为洋务新政服务的应用型人才。尽管张之洞也反复强调这些学堂学生必须加强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的学习，“以端其本”。由于人才供求矛盾突出，培养期不能太长，学习“西学”的任务又十分繁重，所以在这类学校中，中学实际上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有的甚至不列入讲堂授课计划，只是让学生自习，如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的情况就是这样。工艺学堂学生所习课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实际操作课，每天4个钟头；第二部分为西学，每天上课4个钟头；第三部分为中学，由学生晚间自习中国书。由于学生听课和实际操作课任务已十分繁重，学生自习中国典籍者甚少，校方不多加干涉。再如同时期创办的武备学堂，讲堂功课和操场功课全部为西学，学生只在课程余暇看四书，披览经史兵略。
第二类为普通学堂。作为基础教育，这类学堂在课程设置方面，基本上是中西学平分秋色。如以中等学堂为例，中西学课时分配比例是：第一年19:17，第二年19:17，第三年17 :19，第四年13:23，第五年13：23。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因识字课占了相当比重，所以中学课时较西学要多一些。普通学校中西学课时的分配大体随年级高低和学校层次不同而有所不同，年级层次越高，则西学课时所占比重越大。
第三类为特殊学堂。中西学课程开设呈两极分化。一种如存古学堂，目的是保存“国粹”，因而中学课程占绝对主导地位；一种如方言学堂，目的是培养外语人才，中学课程仅是点缀。
教育的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的一环，人才培养往往不依主持者的意愿为转移，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中，后者的感应能力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大量输入，必然造成新学堂学生对封建传统和现存制度的怀疑，甚至否定。
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虽不如某些舆论宣传家那么激进，但由于他是一位掌握大权的地方实力派总督，可以充分调动本地区的社会、经济、财政力量，可求助中央政府的资助以推动区域教育的近代化。张之洞鹤立于颟顸顽固的封建官僚群之中，“因时变革”、“图强御侮”，“兴学育才”，提倡新文化，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张之洞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中学”作为前提，“西学”才有所依托，否则它在中国就没有适于生存的土壤。所以“中体西用”在当时有促进教育发展的一面。“中体西用”的教育对批判全盘西化的教育改革论有积极意义；对继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传统教育精华有一定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张之洞的《劝学篇》遭到急于打进中国教育领域的外国传教士的抵制。例如伦敦教会教士格利费斯在《劝学篇》英译本的《序言》中，虽然对张之洞这一作品非常赞赏，但对“中学为体”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孔教救不了中国，只有基督教才可以救中国，可惜张之洞见不及此。”在1902年“中华教育会”第四届大会上，许多传教士都反对这个教育宗旨，大会副主席开森在他的《中国教育的展望》报告中说:“政府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育宗旨是轻视西学的表现”；另一个副主席车飞德公开提出应以“基督教教育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