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王近山
虎落平阳
1963年隆冬腊月，朔风紧吹着中州大地。一辆疾驰的火车慢慢减低了速度，徐徐驶进京广线一个只停留几分钟的小站——河南漯河。车停稳后，一位50岁左右的旅客缓缓走下了扶梯，与前来接他的武装部的军人简单地打了个招呼，便随着家人一起乘着吉普车出了站。
他，就是当年转战中原、威震敌胆、大名鼎鼎的王近山将军，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一行人马，包括他年轻的“妻子”小黄（到了农场，当地组织部门才给他们补发了结婚证），还有他们刚牙牙学语、蹒跚迈步的女儿，一起离开首都来到我当年所在的黄泛区农场。
当时，我不过20来岁，是首都下放来的高中学生，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已成为农场园艺场一级园艺工人，月薪26元。父亲在信中知道我用第一个月的薪水买了自己栽培的大红星苹果和金帅苹果捎到北京，特别高兴，亲笔给我回信，称赞我的劳动成果和自力更生精神。
王近山一行从火车站出发，坐上了农场派来的吉普车。一路上，车辆颠簸起伏，车内人的心绪也随之起伏如潮。将军出生在著名的将军之乡湖北红安县，八九岁就开始放牛，成了地主的小长工，15岁参军。这位刘邓麾下六纵司令员，二、三兵团副司令兼十二军军长，是令反动派军队闻风丧胆的二野名将，刘伯承元帅称他在作战中为“拼命三郎”“王疯子”。
但如今，他是因为犯了“生活作风问题”而被贬职到这里来的，曾经叱咤战场的共和国将军，因为婚变而惊动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虽被保留了军籍（大校军衔），却被开除了党籍，连降三级，发配到河南黄泛区农场任副场长。
抗美援朝时的王近山和儿子
共同务农
黄泛区农场党委路书记是位行政10级、1933年入党的老革命，副书记马场长是位行政12级、到过延安的“三八式” 老同志，也都早知王近山的大名，对王将军态度很亲切，对他那些敏感问题闭口不提。农场给将军安排了一间办公室，给他和家人安排的住房在农场也属最高级待遇，里外两间房子，屋外带一个小厨房。
新的工作开始了，王将军还是保持着几十年来军人的风纪，头戴一顶军帽,身披朝鲜战场上发的军大衣。他的住地离我们场工人宿舍有两三里路，在战争中他的腿伤残了，行走不便，又不能骑自行车，但他也不愿麻烦司机开车送他。他总是清早起来，在小黄阿姨的陪伴下来到地里，孩子小不能独自放在家里，有时小黄阿姨干脆带着小妞妞一起下地。
将军分工主管园艺场，这是组织上照顾他的身体，安排他就近工作。当时我也在园艺场当农工，接触将军的次数多了，也就逐渐熟识起来。
此时园艺场早已将果实采收入仓，果树上留下大小不一的主干和枝条，如何剪枝，保存能结果的枝条成了个大学问，园艺场请来各地园艺技师和专家，在果园里边讲边动刀舞锯进行示范操作。
这时候，将军总是和大家一样，清晨踏霜迎北风而来，一起参加劳动。因为我在农场算是“知识分子”，又看书又记笔记，又拿剪子又拿锯，自己动手很快就干了起来。而老将军呢，一家人就在树下专心地听专家现场讲课，一上午三四个小时，认真得像个学生似的。这下可苦了将军的伤残之躯，听课不能坐，他站了一会儿腿就疼，只好时不时地变换姿势，挪动一下身子，像是屁股底下有个锥子扎着一样。
更让将军为难的是，当年行军打仗，布阵看图他样样精通，而如今给果树剪枝却叫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将军冻得红扑扑的脸上常常带着疑团，用浓重的湖北腔不停地问在树下忙活的我：“小万啊，你能不能爬到树上去，给我实际表演一个‘小平头’（一种去掉大树摘顶的剪法）。” 一会儿他又冲着树枝上的我喊着:“小万呀，你再给我表演一个‘倒拉牛’（一种在细果枝上疏强留弱的剪法）。”
将军就是这样，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慢慢地也熟练地掌握了修剪果树的方法。当年将军让我修剪“小平头”“倒拉牛”的情景，以及将军说话时候的口音、表情，成为经典的段子在农场里流传了很久。
王近山（后排左）和本文作者（后排右）等知青在农场合影
为运果子给总理打报告
我们园艺场那一年“革命生产两不误”，加上风调雨顺，果园获得了空前丰收。不断采收的苹果约有1000万斤，成排的箱子成堆的篓子堆成了山，排满了场地。但因为打派仗和各地的停工停产，使得位处两大钢铁运输线动脉的京广、陇海交叉点的枢纽郑州，竟处于运输瘫痪的状态。车皮发不出去，东西运不出去怎么办？
果子不能及时运出，眼见着就得在日晒雨淋中腐烂成泥，职工干部人人焦灼不安，主抓园艺场的王将军再也坐不住了，主动请缨上北京，用他的话说“凭我一张老脸找找门路，总不能坐以待毙”。他带着总场供销科科长、园艺场场长等爬上了硬卧车厢，有时就坐着硬板，凭着“出身赤贫”“长征过的老红军”这些牌子，一路停停走走，最后总算到了北京。
他拖着伤残之躯，东奔西跑到处求人，找各位军代表和老部下。尤其是通过国务院驻京联络办找到老领导，如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大姐（西路军死亡之旅跑出来的钢铁女同志），还有“王胡子”（即王震上将，当时他主管农垦战线，很关心并亲自去过黄泛区这个关内最大的农场)。他们都请王将军吃饭，给予热情帮助，最后几经周转，终于把报告呈交给了工作浩繁的周总理。
很快，总理办公室发下话来：“请王近山同志一行先回农场，我们将通过省军区解决。”王将军见有了眉目，返回农场时如释重负，逢人便说：“报告顶到天了，给总理了，会解决的！”
我记得后来上面调来了汽车，经千方百计的努力，总算把果子拉出去运到了漯河，在郑州火车站装满七八个车皮，基本上避免了“丰产不丰收”的悲剧。将军为农场解燃眉之急的故事，在当地始终作为美谈传颂至今。
王近山（后排坐二）复出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许世友助将军复出
“九大”前后，王将军要复出的消息不胫而走。作为一个长期在部队做领导工作的将军，他是有头脑的，很能沉住气，别人问起，他只是善意地笑笑而已。后来，消息证实了，是将军的老战友、一向敢说敢做的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向毛主席汇报了王将军在农场的状况。
“九大” 前夕，许将军借机会见到毛主席时说：“主席，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能打仗，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毛主席望着这位出身少林、武功战功赫赫有名的战将问：“是谁呢?”
许上将说:“一位是王近山，一位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恢复工作。”
毛主席微微一笑，略一思考：“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你们谁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 许世友一个立正。
当王将军知道了详情以后，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心潮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眼泪夺眶而出，声音哽咽：“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忘记我‘王疯子’啊！”
王将军离开农场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又跑去看他。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客套，进得屋来一眼看到将军的手中拿着一本《孙子兵法》，是那种带注解的本子。他问：“你看过此书吗?” 我摇摇头。他说：“真是一本好书，战争中请人给我讲过，很有实用价值呢！现在要准备和苏修打仗，珍宝岛已经开火了。毛主席说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啊！”
他边走边挥着手，仿佛又回到了昔日战火纷飞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