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虽以”闲情”入题，表面看似云淡风轻，写闲暇之时偶然抒发的闲适心情，但《凡例》的”四期三戒”却是在谈论教化。《种植部》虽名为”种植部”，但是其中有关于植物栽培技术的表述却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李渔根据自己的观察对植物的形态、香味、颜色进行总结后所赋予它们的韵味、品质和文化人格。由此可见李渔的”闲情”并非仅仅是闲适、闲谈、闲情雅致，而是在欣赏花木的过程中由物及人，通过写花木来间接地表达济世想法和情感。
一、”闲情”——《闲情偶寄·种植部》的情感分析
李渔的《闲情偶寄》以”闲情”入题，以”闲适”以为基调，”偶寄”闲情为乐，书中内容大多也看似以一个太平文人的身份和视角去讲述和品鉴生活，但实际上”闲情”所承载的意义绝非这么肤浅。在《种植部》中的”桃”、”李”、”山茶”、”牡丹”、”黄杨”、”冬青”等篇目中，借写自然景物，实际上观照人事，都与李渔当时的经历、心境有关联，其中不仅体现了李渔自身的品质，而且暗含着李渔的济世之情。
1、刻意掩饰的闲情
对于明清之际的文人来说，由于官场黑暗，世道险恶，匡救时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他们大多数不参与到政治中心，而是崇尚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往往采取避世的态度以求庇佑，在作品中也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形成一种”莫谈国事”的氛围。同样，李渔作为这一时期的文人也主动或被动地带有这样的思想和心境，但由于李渔其人其心从未离开家国，他的济世之情不曾也不能明显抒发，故而不得不在作品中隐匿地表露，这种刻意掩饰的”闲情”，形成一种风轻云淡、洒脱自在的表象。
《闲情偶寄》介绍的第一种就是牡丹，可见李渔对其的重视与喜爱程度。牡丹被文人看作”花中之王”，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形态雍容华贵，味道香气袭人，更多的是在于它不畏强权的品格。相传武后想让各种花卉在冬季盛开，但牡丹因未到开放季节而拒不屈服，于是被贬洛阳。在文人看来，这是一种敢于与强权斗争的勇气与不违背原则的傲骨，因此被封花王。与其说牡丹受到赏识，倒不如说牡丹身上不畏强权的的精神和品格值得赞赏。
李渔认为葵”易栽易盛”，但叶子过于肥大，不利于观赏，转而又想到好花还需要绿叶的扶持和衬托，进而联想到”古今来不乏明君，所不可必得者，忠臣之佐耳”，绿叶是鲜花不可缺少的，犹如忠臣是明君不可缺少的，显示出李渔”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济世情怀。
写到山茶花，李渔最欣赏的是其花期最长的特点，不仅持久，而且越开越茂盛。他认为山茶”戴雪而荣”，”具松柏之骨，挟桃李之姿”，生命力顽强，在别的花都凋谢后依然美丽绽放，这种不畏严寒的精神令人动容。
李渔称黄杨为”木中君子”，一是因为它”冬不改柯，夏不易叶”，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信仰，二是因为虽然天地待其不仁不义，不让其长高，每逢闰年还要缩小一寸，但是黄杨”枝叶较他木加荣，反似德之者，是知命之中又知命焉”，它虽然承受着命运的不公，但是依旧默默生长，没有怨天尤人，尽管形态矮小但是枝叶茂盛。拥有同样品格的还有冬青树，虽然不畏严寒，四季常青，但是常常受到冷落，不被人重视。黄杨和冬青的经历恰似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李渔，虽有美好品质和过人才华却不被正统文人所认可，不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只能默默生长，但是不轻易屈服，具有高洁的傲骨和气节。
2、儒道结合的闲情
在李渔之前，”闲情”一般被道家引用得最多，用来抒发他们由宁静淡泊的境界而生发出的悠然闲适的心境，如《庄子▪刻意》中”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最早赋予”闲”美学意义，出世而空灵，悠远且疏离。
儒家的提出的”居学”的概念最早出自《礼记》中的《学记》篇：”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指在家休息时辅助性的学习、课下的学习，在此引申为居家闲暇之时的修身养性，具有鲜明的入世感。
在李渔这里，”闲”已经不再是道家形而上的、纯粹的美学范畴，而是带有儒家形而下意义上的”居学”，或者说是这两者的融合与超越，更多了几分入世、实用的味道，带有李渔自己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在《种植部》中，李渔向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便自得其乐：”欲看桃花者，必策蹇郊行，听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始能复有其乐”。李渔向往林逋梅妻鹤子的精神境界，”既有梅妻之心，当筹寝处之法”，于是带上”实三面而虚其前，制同汤网”的帐房住在山中，”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李渔尽可能地使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得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可以看到儒道结合的闲情在其身上的体现。思想超前，崇尚万物有灵，提倡善待生命。
3、由己及物的闲情
李渔看待花木犹如看待自己生命一般珍贵，他曾不止一次从很远的地方将喜欢的花草植物带回家中，以供观赏，有时囊中羞涩，为了买花竟然让家人饿着肚子，或当掉女眷的簪子等饰品。李渔认为素馨花是花中最脆弱的，”无一枝一茎不需扶植”，于是谓之”可怜花”。他知道茉莉花生性怕寒，便”收藏必于暖处，篾罩必不可无，浇不用水而用冷茶”，根据它的生长习性，保护地很是细致周到。另李渔知道紫薇树”怕痒”的特点，便联想到草木都是有知觉的，人感到痒可以动，但是植物不行，所以应该善待它们，由此可见李渔由己及物、善待生命的情怀。
此外，在《闲情偶寄》的《饮馔部》，李渔将饮食分为三个部分，即蔬食第一，谷食第二，肉食第三，他还提到”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讲究自然，与现代的合理膳食的观点不谋而合，其思想可谓是很超前的。
李渔崇尚万物有灵的观点，除了在《种植部》赋予植物人的美态和美德，还体现在《饮馔部》中，如在写”鹅”的部分，记载了有人告诉他食用鹅的一种方法，大致是反复将活鹅放在沸油中，任其跳跃挣扎，最终得到”丰美甘甜，厚可径寸”的鹅掌，颇为当时的权贵所追捧。李渔虽然是一个追求口腹之欲的美食家，但是却很排斥这种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太过残忍，他说道：”以生物多时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弗为，况稍具婆心者乎？”还加入自己的评价：”地狱之设，正为此人，其死后炮烙之刑，必有过于此者。”为这种行为去”诅咒”这样做的人，读来诙谐有趣。
二、”偶寄”——《闲情偶寄·种植部》的思想分析
李渔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文人，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他独特的见解和创意，但是由于身处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他的思想不能直接表达，故而往往隐含在文字背后，需要我们品读和挖掘。
1、藕断丝连的故国情结
李渔是由明入清的旧朝遗民，虽不认同清初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文化专制，拒绝效忠新朝，但他有迫于生计，不得不周旋于权贵之间当”清客”，甚至借口”点缀太平”来著书，发表自己的观点。其次在他的观念中认为”生难死易”，所以并没有像一些遗民一样与明朝共存亡，而是选择”存史以存故国”、”肖木铎做劝世之书”，著《古今史略》来表达对故国腐败积弊的痛心和对新朝草菅人命的痛恨。
和大多数文人着眼于荷花的高洁品质不同，李渔更欣赏的是它的实用性，全身都能被利用。荷花初开时亭亭玉立，”及花之既谢，亦可告无罪于主人也，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也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待到枯谢之后，茎上又长出莲蓬，像还没有开放的花骨朵一样，与叶子同立与水中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渔是很欣赏荷花这份不离不弃的忠贞精神的，结合李渔的经历，在明朝覆灭后，李渔并没有像洪承畴、钱益谦一样效忠清朝，而是做起了文化生意，清贫度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为明朝守节的一种表现。因此，李渔对同样有着忠贞气节的荷花加以赞赏。
2、认同自我的叛逆思想
李渔不仅有独立的意识和反叛的思想，还有一份”狂””傲”的骨气，表现在他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他不同意传统文人的观念中填词在文人技艺中列于末位的观点，列举高则诚、王实甫和汤显祖等人因著《琵琶记》、《西厢记》和《牡丹亭》而出名的例子，来论证”填词非末技也，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的观点。
此外，李渔也不认同当时的主流文化将《闲情偶寄》看作”小道”，反而自得其乐并为之骄傲，比如说在《居室部》中，他说：”予尝谓人曰：生平有两绝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人问：绝技维何？予曰：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性嗜填词，每多撰著，海内共见之矣。”在《种植部》中，李渔批评瑞香花带有麝香味，能损害其他的花，是花中的小人，称杏树为”风流树”，又称赞棕榈树”植于众芳之中，而下不侵其地、上不蔽其天”，具有不妨碍其他植株生长的优点。李渔还称黄杨为”木之君子，”莲为”花之君子，”并自比棕榈、黄杨和莲，体现了李渔对社会生活中品行不好之人的批判，对于自己这一类安分守己、品质高洁的人的自我欣赏和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
3、”隐于市”的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屡见不鲜，历来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市朝”的说法，道家更是将隐逸思想大为遵从，身体力行。除了道家，儒家的孔子也对其表达过自己的见解：”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儒道两家的这一主张为中国古代士人的隐逸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树立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观。
“大隐隐于市”的代表之一就是李渔。李渔在迁居杭州之后为自己取号”笠翁”，取自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表达出他向往超脱和隐逸，追求一方净土的志向。对于李渔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隐逸。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性格，李渔天性洒脱，不拘一格，没有因为不走科举入仕的道路而怨天尤人，而乐于做一个闲散的市井文人，追求世俗的快乐。另一方面与李渔当时的活动空间扩大有关，随着明朝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的增长，原本的”四民观”即士、农、工、商的地位秩序受到了冲击，出现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工和商的地位得到提高。李渔作为以卖文为生的文化商人， 自然是长期流连于市井之间，这为他”隐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观念中，”竹”的形象历来是虚心挺拔，高雅纯粹，不仅是文人的喜爱之物，也是隐逸之人的精神寄托，李渔也是如此。他说：”予于树木中求一物以实之，其为竹乎！”原因是竹”移入庭中，即成高树，能令俗人之舍，不转盼而成高士之庐”。
4、经世济民的实学思想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明清之际，明朝以来盛行的理学、心学受到士人怀疑，认为”禅化”导致其思想日益虚渺荒芜，”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这样的现状无法扭转衰败的明王朝局势，因此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首的文人对程朱学派和阳明心学进行批判，同时开始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探索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期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挽救日渐倾颓的明王朝大厦。
事实上，在”崇实黜虚”、批判禅学的过程中，文人们回归原典，倡导”民贵君轻”的论断，反对君主专制，主张经世致用、工商皆本，为学应求务实、关乎国计民生。在此同时，他们对”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倡导正视人的价值和欲望，如李贽认为”好恶从民之欲”， 这些都是难得的主体意识的萌芽，也是重视自我价值和自我需要的表现，对同时期的李渔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李渔曾创作《资治新书》、《笠翁论古》，表达教化民众的想法，此外他将”闲情”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将原本属于士人阶级的如鉴赏戏曲、种植花草、园林设计、饮馔养生的活动集于一炉，介绍给下层市民，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提升他们的品味，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与享乐意识，让他们勇于正视自己的价值和需要。
在《种植部》中，李渔多次提到植物除观赏以外的其他实际功用，如翠云”善着色”，可以作为佳人的描眉之物，凤仙花可以作为”备染指甲之用”，玉簪花可以被当做装饰物插在妇人发髻中，”孰真孰假，几不能辨，乃闺阁中必需之物”，玫瑰花则是”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可谓全身都是可以供人利用。
5、努力调节的自我矛盾
李渔历来被当做”大隐隐于市”的代表人物，显示出一种随性洒脱的人生态度。但是在这种选择的背后，市井生活与文人士大夫的情怀所产生的矛盾性一直存在李渔的思想中。李渔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是纯粹的市井小民，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在传统的文人眼中，他虽才华技艺俱佳，但商贾行为和不明确的态度不被理解，在市民眼中，也无法体会他的闲愁，欣赏他的高雅。所以，虽然李渔精神上有着文人的骄傲，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得不为了生计混迹于市井之中，这也就构成了李渔的自我矛盾的心理。不过，李渔并没有回避这些矛盾，而是在其中找到了平衡，文人的修养与才情也成为他生计的来源，在他感到失落的时候提供慰藉，如李渔自比苍松翠柏，坐在儿女之间，”美其老也”，却也不失为一幅名画。同时，市井生活为他的创作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解放了他骨子里热爱生活和享受生活的天性，如写到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群花所弃之地也”，既写了秋海棠生命力顽强的特点，也显示出李渔随遇而安的心理。
《闲情偶寄》是李渔的寄情之作，表面看起来是对于闲适生活的经验总结，细细探究则会感受到他对于世俗生活的热爱，对于高雅情趣的追求以及对于社会的责任感。《闲情偶寄》也是李渔的得意之作，它将李渔的毕生所学融于一炉，不仅向世人展现了其广博的知识和底蕴，而且巧妙地通过种植部表达出他心系民生的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