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9日，为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由于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急于谋个临时差事，10月间，经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恩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登记工作，月薪8块大洋。
1936年夏天，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然而也有例外，当时愿意与毛泽东交往的就有李大钊、陈独秀等知名人士。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比毛泽东大14岁，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担任的这个“学长”，不是现在对学龄较长或高年级的学生的敬称，而是一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北大人文科学院院长兼副校长。
箫吹明月对“学长”一词作此解释也是心有惴惴，因为当年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曾经因为“小学”两字与陈独秀有意见，而遭到陈独秀严厉驳斥。晚年，陈独秀曾经把自己的著述编辑成书，定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此书在编辑中，国民党教育部向陈独秀预付了2万元稿费，准备出版发行。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审定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嘱咐编译馆改改书名，可出版。编译馆向陈独秀转告陈立夫的意见，陈独秀生气地说：“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话，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一个字也不能改。”就这样，书名不改，书不出版，2万元稿费陈独秀分文未动。
陈独秀性格于此间可见一斑。
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此时与第一个宣传苏俄革命的李大钊同聚北京大学，二人并驾齐驱，于是，以北京为中心，以陈独秀创办的新文化运动发端标志《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人称“北李南陈”。当时有一首嵌名诗在社会上广泛传颂：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陈独秀
箫吹明月很想知道毛泽东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可惜没有查到相关历史资料。在电影《建党伟业》与时下热播剧《觉醒年代》中，倒是各有毛泽东与陈独秀初次见面的剧情。
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拿着报道巴黎和会的报纸，来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讨论日本要霸占山东的事情，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进来，由此二人相见；在《觉醒年代》第17集中，傅斯年因借书抱怨毛泽东工作效率低，与毛泽东发生争论，正在看书的陈独秀出面居中调解，因此认识了毛泽东。
在箫吹明月看来，以上两种初次见面方式都是剧情需要，未必是事实。其实，早在1917年4月《新青年》刊登“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时，陈独秀就欣赏到了毛泽东，而陈独秀是毛泽东当时追逐的“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二人有这种渊源，又有李大钊、杨昌济的人脉在那里，依照毛泽东敢闯敢干的性格，以及“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意向，直接找到陈独秀办公室去，毛泽东是干得出来的，还用得着什么剧情呢？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同他（指陈独秀）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1920年5月初，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从北京取道上海回长沙，于5月5日抵达上海，成了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宅的常客，同陈独秀讨论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探讨如何将马列著作中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陈独秀则向毛泽东介绍了建党构想，并就在湖南如何开展建党工作谈了建设性的意见。十多年后，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
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书记。以上海为中心，与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联络建党事宜。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成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11月，毛泽东等人“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很信赖，并极力推崇。在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的工作，认为比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做得好。
由于湖南工作完成得出色，加上陈独秀的推崇，毛泽东于1923年5月奉命调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样，与陈独秀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我党的主要领导者，一起承担了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始于1925年。
1925年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昏暗的油灯下，把呕心沥血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装进一个信封，写上“陈独秀收”几个字样，希望由陈独秀推荐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得到陈独秀的认同，并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将会对党内认清‘敌友问题’，明确革命的方向有帮助。”毛泽东满怀希望，又紧张不安。因为，在与陈独秀共事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了解到陈独秀在革命斗争中最看重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则排在后面。信寄出后，在韶山忐忑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等来的是令毛泽东大失所望的消息———陈独秀拒绝《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称：“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1927年，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但陈独秀却极力夸大农民的落后，并拒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的刊物上发表。自此，毛泽东与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另外，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二人之间也发生了分歧。为此，在1927年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两个人分道扬镳。
尽管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在大革命后期发生了分歧，但陈独秀不但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而且还赞扬毛泽东的领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毛泽东则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陈独秀对此深表赞扬。
这时的陈独秀，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经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揭露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为此，陈独秀拒绝赴苏商议问题和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1932年10月15日下午７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陈独秀第５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也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虽然此时陈独秀已经不是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挚友高语罕在1942年６月４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最后特意提到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从南京监狱获释后，蒋介石请其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严词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其另立党派，遭到痛斥。
李大钊
陈独秀唯对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我党领导下工作。毛主席即派叶剑英找其谈话，并邀请到延安工作。但陈独秀对公开声明承认错误的条件表示难以接受，“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依照陈独秀的倔脾气，说不写“书面检讨”，那就一定不写，事情就这样僵住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没有去成延安。
陈独秀没有去成延安，离开南京后，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居住过，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在江津，陈独秀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连房子都是朋友接济的。
周恩来也曾到江津去看望陈独秀，并再次请其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主席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坚持退了回去。
这就是陈独秀的脾性。“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也在陈独秀身上被应验。
由于心情郁闷，生活清苦，营养不良，贫病交加，1942年以后，陈独秀的病情日趋加重。风烛残年的陈独秀听别人说蚕豆花泡水常饮可以降低血压，就备下蚕豆花，坚持饮用。1942年5月12日上午，因为高血压复发，治病心切的陈独秀仍服蚕豆花泡的水，这次的蚕豆花未十分晒干而霉变，饮后中毒致腹泻。隔日，好友罗汉从重庆来，陈独秀特别高兴，中午，多吃了些豆腐、烧肉及鱼汤，引发胃病，呕吐不止，一病不起。
挨到25日，陈独秀自知不久于世，弥留之际叫来夫人潘兰珍，神志清楚地说：“你人年轻，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泪流满面。陈独秀临终告诫潘兰珍的“莫拿我卖钱”，就是指前文所说的国民党教育部向陈独秀预付的《小学识字教本》2万元稿费，要潘兰珍将这笔钱如数退回。
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慢慢合上眼睛，离开了人世。
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的1942年3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听到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更没有等到“修中国历史”时“讲他的功劳”。
毛主席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在提到陈独秀时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毛主席为此深深自责。
1953年初，毛主席乘坐“洛阳号”军舰对长江沿岸的部分城市作短暂的巡视，目的是考察长江流域的防洪防汛以及北煤南运等问题。3月20日晚9点左右，到达位于长江岸边的安庆古城。毛主席并未进安庆城巡视，而是站在甲板上久久注视着这座古城，随即找来了时任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上舰谈话。这次谈话时间很短，没有过多地涉及工作上的问题，而是询问了一些关于陈独秀的问题。
陈独秀一生共育有4子2女。与发妻高晓岚（安徽六安人）育有3子1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筱秀)。与第二任夫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育1子1女：陈鹤年、陈子美。与第三任夫人潘兰珍（江苏南通人）无子女。1928年，陈玉莹病逝；1930年、1931年，高晓岚、高君曼先后病逝；1949年11月，潘兰珍病逝。
陈延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二人先后于1927年、192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入狱，二人均有乃父性格，狱中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杀害。
毛主席与傅大章谈话时说：“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都是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家，后来被蒋介石杀了。他们是革命烈士，陈独秀这个家庭也应该以革命烈士家庭对待嘛！”当问到陈独秀家中还有什么人时，傅大章回答：“我们比较具体知道的，他还有个儿子陈松年，现在在安庆窑厂工作，家里人口挺多，工资不高，生活比较困难。前些年听说把北京的一座房子给卖了。”毛主席听后颇有些感伤：“陈家人生活困难，地方上可以给他一点补助嘛！”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等于给陈独秀后人定了个调子，让长期因为父亲陈独秀的问题而没有得到烈士家属待遇的陈松年一家迎来曙光。自毛主席巡访安庆后，安庆就加快了对陈延年和陈乔年烈士身份的认定工作。后来安庆市委统战部按照规定每月都按时给陈松年家补助30块钱。
当安庆市委统战部第一次通知去领补助金的时候，陈松年做梦都没有想到毛主席竟然还惦记着自己，激动地热泪盈眶，在签字领完补助金后，向着办公室中挂着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躬致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并被分配到安徽文史馆工作。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几个儿女相继有了工作，陈松年就向组织申请希望能停止这笔补助金的发放，让国家将这笔钱放到有用的地方去。但这一申请不仅被有关部门拒绝，还在1989年的时候又将这笔补助金增加到了60元。“感谢毛主席，我们一家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这是陈松年常常向街坊邻居念叨的一句话。
突访安庆却不进城、关于陈独秀的深夜谈话、让当地政府照顾陈独秀的后人，对于毛主席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复杂感情？
毛主席一生感情细腻丰富，察人体人无微不至，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及对陈独秀后人的照顾，这种复杂感情，只有毛主席自己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