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儒家的经典成为文学思想的指导，人们对儒学的认识也因此紧密相连，与当时主流的“清静无为”思想进行了斗争。
从当时很多文学大家的创作倾向来看，很多文人的骨子里已经是儒家思想了，他们提倡礼治仁义的治国思想，《毛诗序》就提出了“讽谏”等言论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理论。
而《毛诗序》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在汉代以及后代，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乐记》的作期，至今也无定论。
但大多数学者把它看成西汉中期以前许多儒生的集体编纂，它继承了《苟子·乐论》思想，但又有新发展，最明显的是把乐（文学） 与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
这是典型的中和思想，《乐记》也提出声音之道与政相通的思想，“审音知乐”、“审乐知政”，音乐虽感之于物，但也体现着社会的情况。
董仲舒又给儒家文艺思潮增添了新的思想，把文学与“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说：
“人的喜怒哀乐情感，就像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一样自然，喜怒哀乐情绪出现时就一定要发泄出来，就像春夏秋冬来到时一样表现出来，都是上天安排的这样自然，人就应该直接把自己的情感发泄出来，不能留在心里，这是一定的。”
把人的情感表现与天的四时结合在一起，他还以天之“谴告”来解释诗的“美刺”。
儒家的“美刺”理论中有了“天”的成分，这是一个新发展，董仲舒也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礼乐是为“天道”而服务的工具，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
音乐呢，就是用来改善百姓的民风民俗，用音乐来改变民风民俗是简单可行的，而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通过肌肤深入到骨髓，所以有的时候，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虽然有些偏差，但宣传君主盛德的管弦之音却没有衰败。
这是前期礼乐教化理论的再次翻版，受经学观念的影响，文人学士在认识文学时都戴上了经学的有色眼镜，将所有的文学作品纳人经学的范畴予以评论，对前代文学典链的认识尤其是这样。
不难看出，儒家的六部典籍在董仲舒这里都成为经学的政治教化的工具。
武帝以后，儒学一统天下，并已成为谋取利禄的重要手段如《汉书·夏侯胜传》说：“士……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许多士大夫都因通一经或两经以上而做了官，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社会保持着繁荣局面。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经学极为兴盛，文艺思潮仍以儒家文艺思潮为主调。
刘向是西汉后期著名经学家，他认为，诗歌的美刺，系乎世道人心，美不为谀，刺不为过，美刺并举，上可讽君，清明政治；下可化民，移风易俗。
他在《修灾异封事》中指出：“文武之世，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有颂诗;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故有刺诗。”
肯定诗歌的美刺作用，《说苑·贵德篇》中记载：
“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
这些观点与《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是一致的。
西汉后期的思想家、辞赋家扬雄，也是儒家文艺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 《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
他极力为汉帝国歌功颂德，为了适应汉代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要求，他极力美化儒家的典籍及圣人孔子，在创作上提倡“明道”、“宗经”、“征圣”的原则。
扬雄的理论，是儒家文艺思想的一大发展，并且对后来的刘勰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班固是儒家文艺思潮的又一代表人物。
章帝是好儒术的皇帝，班固曾多次到宫中陪伴章帝读书，《白虎通义》就是班固领会章帝意旨，将白虎观会议记录加工整理，使儒家的经学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谶纬迷信混为一体。
反映了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和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方面，他极力推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的辞赋，对于具有独特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如屈原司马迁，评价时表现出极大的落后性。
由于受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人在评价作品时往往依经立论，比如对司马迁的评论，就体现了这种特点。
扬雄《法言·君于篇》中记载：
“多爱不忍，是《子长》的风格。仲尼多爱，是因为他爱义；子长多爱，是因为他爱奇。”
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史记》评论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汉中后期，由于外戚、官宦专权，社会各种矛盾日益锐，东汉政权日趋衰亡，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渐动摇，但儒文艺思潮，在文艺发展中仍占重要地位。
郑玄在 《诗谱序》中大力提倡儒家诗教，对《毛诗序》的“风雅正变”和“美刺之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上起陶唐，乃至文武成周之世，均为太平盛世，颂声兴起，这些时代的诗都是正风正雅，能起“美教化”的作用，是《诗》之正经。
而幽、厉之后，王政衰崩，故怨刺载道，这些是变风变雅，这种理论，是典型的儒家诗教理论，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高度评价但出发点仍然是儒家理论。
东汉末期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就反映出汉末阶级之间激烈的矛盾，以比兴的方式，创造了“怨而不怒”的风格，亦是儒家温柔敦厚理论的一种实践。
从这些史料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推动了东汉后期文人创作风格的变化，也对后世的文化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很多文人学家对于前人作品的评价，大部分都依经立论，也反映出经学在当时对文人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