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时，曾写过一首名为《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的诗，当中言道：
“我与二三子，策名在京师。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
按照白居易的说法，这校书郎一职非常的轻松，基本与闲职无异。因此，他才会时常邀请友人、同事一起出门游玩。可是，校书郎真的像白居易在诗中所说的那样“官小无职事”吗？
其实不然，据杜佑所著的《通典》记载，校书郎一职乃文人子弟入仕的最佳选择：
秘书校书郎：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
那么，为什么校书郎会被认为是“文士起家之良选”呢？要知道，在《旧唐书》的记载中，校书郎只是一个九品小官，它怎么会受到如此这般的重视呢：
正第九品上阶：校书郎。 《永徽令》加入从八品下，《垂拱令》复旧。
下面，笔者就将通过对校书郎一职的演变，任命，职责等方面的解读，为你解开迷惑。
校书郎的演变
据《通典》的记载，校书郎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的朝廷曾藏书于东观，遂设置校书郎中一职：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於其中，故有校书之职。
无独有偶，《唐六典》中也曾有过一段关于校书郎一职演变过程的描述，其中提到：
汉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于天禄阁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术。其后，杨雄以大夫亦典校于天禄阁。斯皆有其任而未置其官。至后汉，始于东观置校书郎中。《续后汉书》云：“马融，安帝时为大将军邓鹭所召，拜校书郎中。在东观十年，穷览典籍，上《广成颂》。”又：“窦章居贫蔬食，讲读不掇，太仆邓康重章学行。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康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中。”汉御史中丞掌殿中兰台秘书图籍，因置兰台令史典校其书，班固、傅毅初并为兰台令史。
汉代多以学识渊博的“大夫”担任此职位，如刘向、杨雄、班固等人，均是“通儒达学”之人。可见，在汉代，校书郎中的地位还是非常崇高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后魏开始在秘书省正式设立校书郎一职，为正九品上，就此一直延续到了唐朝，同样出自《通典》的记载：
自汉、魏历宋、齐、梁、陈，博学之士往往以佗官典校秘书。至后魏，秘书省始置校书郎，正第九品上。北齐置十二人。隋初亦置十二人，炀帝三年减为十人，其后又增为四十人，皇朝减焉。
从校书郎的演变过程来看，其设立之初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但随着后魏官阶的确立，它彻底沦为了一个九品小官。之后的北齐、，隋唐虽也延续了该一职位，但任命之人却皆是刚步入仕途的新人，而非班固、杨雄这样的“大夫”了。
不过，有一点是一直没有变的，那就是对任职者的考究。纵观《全唐诗》，以校书郎初入仕途，且略有成就的就有几十人之多。这其中甚至还出了四位位极人臣的宰相，他们分别是张说、张九龄、元稹、李德裕。可见，校书郎的重要性其实体现在了仕途的晋升上。
校书郎的任命
前文提到的张说，曾三拜宰相，他在写给郭元振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阳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汤阴令，因居於魏。十八擢进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公独请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县，落拓不拘小节，尝铸钱，掠良人财，以济四方，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
按照张说的意思，当时的人们皆以校书郎和正字为荣，可郭元振却独独请求外任。可见，在张说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对校书郎的偏爱。
在唐人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录》中，也曾对校书郎一职的升迁之路做出过详细的解读：
仕宦自进士而历清贯，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绾余官也。朋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
毫无疑问，这是初入仕途的新人最为理想的升迁之路。像前文中提到的张说、元稹、李德裕等均是按照这样一条线路，逐步从校书郎官至宰相的。
不过，既然校书郎的清贯地位如此重要，对其的任命自然也马虎不得。据《唐会要》的记载，唐神功元年，朝廷曾下达过一道昭令，它规定“从流外和视品官出身者”不得担任校书郎等流内官：
其年闰十月二十五日敕。八寺丞。九寺主簿。诸监丞簿。城门符宝郎。通事舍人。大理寺司直。评事。左右卫千牛卫。金吾卫。左右率府。羽林卫长史。太子通事舍人。亲王掾属。判司。参军。京兆。河南。太原判司。赤县簿尉。御史台主簿。校书。正字。詹事府主簿。协律郎。奉礼。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
所谓“流外”其实指的就是那些并非功名科第出身的流外官，如秘书省的楷书手、亭固等小吏皆属于流外官。朝廷下达这道昭令，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这些非读书人出身的流外官，从而越发凸显校书郎等流内官的清贵地位。
那么，既然如此，什么样的人才能担任校书郎呢？
同样出自《唐会典》的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曾明确提及校书郎的任命事宜：
元和八年四月。吏部奏。应开元礼及学究一经登科人等。旧例据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缘校书正字等名望稍优。但沾科第。皆求注拟。坚待员阙。或至踰年。若无科条。恐长侥幸。起今已后。等第稍高，文学兼优者，伏请量注校、正。
这里的“等第”指的是科举考试的排名，由此可见，出任校书郎，正字的人员不仅要文学兼优，还得有一定的功名在身。唐朝的科举制度延续自隋朝，在科目上也颇为繁多。一般而言，以进士科、明经科、博学宏词科或书判拔萃科等科目入仕的皆可被任命为校书郎。
如《旧唐书》中记载的李翱以进士科为校书郎：
李翱，字习之，凉武昭王之后。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
窦易直以明经科为校书郎：
窦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泷县令。父彧，庐州刺史。易直举明经，为秘书省校书郎。
李绛以博学宏词科为校书郎：
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也。曾祖贞简。祖刚，官终宰邑。父元善，襄州录事参军。绛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白居易以书判拔萃科为校书郎：
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
除了科举外，以门荫入仕也是可以担任校书郎的，这之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李德裕。据《新唐书》中记载：
李德裕，字文饶，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学，既冠，卓荦有大节。不喜与诸生试有司，以荫补校书郎。
李德裕的父、祖皆有任官的资历，因此他才能以门荫的方式担任校书郎。一般而言，以庇荫的方式入仕，需要年少时在宫廷任卫官、斋郎等职位，六年后才可参选文官或武官，《旧唐书》中对此也曾有过明确的说明：
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又有斋郎、品子、勋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属，亦有番第，许同拣选。
盛唐诗人韦应物在诗作《逢杨开府》提到的“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便是最为明显的印证。
校书郎的职责
正如《通典》中所记载的“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校书郎的职责自然就是校书。不过，这里的校书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简单的文字校对，查漏补缺；另一个则是学术意义上的校勘，譬如古籍整理之类的工作。
那么，唐代的校书郎所要做的，到底是第一类工作，还是第二类工作呢？《唐会要》中曾有一段关于校书工作的记载：
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书省四库见在杂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书文历。自今以后，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勘，并勒创立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申分察使。每岁末课申数并具状闻奏。”敕旨：“宜依。”
由此可见，校书郎的工作应该是负责对书库中旧有书籍破损缺失的填补重写。这里的“别写新书”指的应该是抄录书库中没有的书籍，而“随日校勘”则是指每日的校书工作需要当天完成，并向御史台和分察使汇报。因此，从校书郎的这种工作流程来判断，他们的职责应该就是简单的文字校对而已。
除此以外，《唐会要》中还记载过秘书省在贞元七年组织的修书事宜：
贞元七年十二月，秘书监包佶奏：“开元删定《礼记·月令》为《时令》，其音及义疏，并未刊正，其开元礼所与月令相涉者，请选通儒详定。”从之。
通过秘书省最高长官包佶“请选通儒”来详定《礼记·月令》一事来看，秘书省内的原有校书郎、正字等官员应该是无法胜任修书这种具有学术性质的校勘工作的。由此，便更进一步佐证了校书郎的工作其实就只是简单的文字校对而已。
结语
虽说校书郎只是一个职位轻松的九品小官，但它的作用却绝不仅限于此。白居易在诗作《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中形容自己“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这绝不仅仅只是自谦而已。因为校书郎属于流内官，颇为清贵，远胜于其它流外官。更重要的是，校书郎的前景非常好，将来极有可能官至宰相，或升任中书舍人、给事中、侍郎等高官。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校书郎看做是文人士子们初入官场的闲职。它更像是一种待价而沽的跳板，只要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便有机会升迁。像前文提到的张说、张九龄、李德裕等人，均是在释褐校书郎后才一步步做到宰相的。
此外，若是我们再深一层推敲的话，就会发现，校书郎的工作之所以轻松，其实反映的正是一种“养望”之态。朝廷之所以对校书郎的任职人员层层筛选，其用意其实并非“雠校典籍”，而是想让这些潜在的人才能够有机会接触中枢权贵。
最后，从官制的演变过程来看，唐代的校书郎与南北朝以来的校书郎，除了品阶有所降低外，其本质还是作为高资子弟释褐之职位。流行于梁朝时期的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最佳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