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这是宋哲元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态度，他常就这两句话以自勉，并以之教育部下。本着这种精神，所以在长城战役时，树立了抗日的榜样。
“七七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举棋不定，不肯抗日，宋哲元孤军无援。京汉线的统帅刘峙见着日军就跑，以致日军长驱直入。
当时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也不得不节节后撤，最后退入豫晋边境。1938年正月，宋哲元转入河南信阳，又由信阳退入山西境内的一个村庄，随行的多是高级幕僚。
老鸦石是一个小村庄，本极穷苦，突然大军压境，物资更缺乏，不但没有米、面，连盐也缺，给养无着，日困愁城。日机又跟踪而来，一天清晨，敌机多架来袭，宋哲元穿着睡衣，被人从床上拉出来，霎时间连他睡的床也给炸飞了。
宋哲元感到部队已很混乱，整理也非易事，困处豫晋边境，终非良策。这时有人建议，不如暂把兵权交冯治安（时张自忠率部在台儿庄前线），借此休养一个时期再说。
宋哲元处此环境，也有点厌倦，他便电召冯治安前来，要他来收拾残局。在得到战区司令长官同意之后，他率领幕僚渡河去了郑州。
蒋介石已把宋哲元的基本部队张自忠、冯治安等抓到手里，委为军长，并调离防地，归别人指挥。宋哲元已成光棍统帅，无足轻重。因宋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日，大刀队名气很大，报纸誉为抗日英雄。
蒋介石向来是不愿他的部下日益膨大的，何况宋哲元又不是他的嫡系，早就想排除，现在宋哲元有意向下台，正好求之不得。宋哲元到郑州后，军事委员会就明令取消第一集团军的番号，给宋哲元第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的空头衔，而第一战区的事从不他商量。
他在汉口时同几个老朋友成天打牌，当时天气奇热，他白天黑夜都开着电扇，因此受了风，嘴也歪了，说话也不利落，好像中风了。蒋介石知道了，就叫他去养病，不必挂念军队里的事，宋哲元便去了南岳。
南岳衡山是著名的风景区，有许多别墅，有一个军阀的别墅在半山亭，宋哲元花了9000元买来住下，并新建一“进德山庄”，还题字刻石为序。
在南岳，他病势稍有好转，不过从此伏下病根。尤其下台后，心情不舒畅，爱喝酒解愁，成天爱发脾气，动不动就骂人，明为养病，实则赌气。
跟在身边的有心腹、秘书、副官、军需、译电员以及一个卫队排。他在南岳设有私人电台，张自忠、冯治安经常向他报告前方军情，问候起居病况。一切费用都由香港汇来，宋哲元的家属住在香港九龙。
他看报很特别，先由秘书把报上有关战局和他喜欢看的东西剪下，贴在一个本上，天天把剪报本送给他看。他很关心抗日战事，旧部下也常来南岳探望，他派有专人住在山下南岳市负责招待过往客人，老部下除招待吃饭住宿外，临走还送点路费。
七七事变后，佟麟阁和赵登禹均在北平抗战中阵亡，佟、赵均是宋哲元部的副军长和师长，为了纪念这两位抗日英雄，宋哲元特在南岳建立“双忠亭”，请冯玉祥写文纪念，冯元祥亲笔书有“吊佟赵”文，此文传诵一时，字写得好，文也极佳。
宋哲元在南岳住了三个月，天气渐凉，常刮大风，就想迁到“山水甲桂林”的阳朔去住，先派部下找房子，暂借房住。迁到阳朔之后，认识一个张先生，是白崇禧的老师，他们很谈得来。
在阳朔也是一天吃吃喝喝，兴致来时也偶尔题字刻石，有时还要读书，爱读《孟子》。晚上与幕僚聊天，上下五千年，乱扯一气。
宋哲元平素不好女色，持身谨严，很少同女性接近，这里却是个“例外” 。在南岳时，有个姓白的护士小姐，浙江人，打扮很时髦，风流大方，年约20多岁，宋哲元对她颇加青睐。由南岳移居阳朔后不久，白小姐路过阳朔来探望。宋哲元就留她在阳朔住下，并替她在县政府弄了个医疗所主任的位置，还说为她盖一所医院。
这位护士小姐像似有意敲竹杠，说东西丢啦。宋哲元安慰她说：“丢了不要紧，我给你重新置办。”真的给她买了许多东西，并搬到新村来住。因为要白手起家开医院，需要种种器材和设备，由她开出单来，宋哲元派人到香港去购买。在这期间，两人过从颇密，一块吃饭、出游，别人也有闲言闲语。
有一天，两人在郊外游逛回来，汽车正开到进德新村门口，而他的太太和儿女们正好由香港回来，坐着汽车也刚好开到门口。宋太太醋性大发，就闹脾气，宋哲元也觉得难处，无法调和，后来这位护士小姐终被宋太太轰走了。
石友三原是宋哲元的部下，他在濮阳一带盘踞不听调遣，私自扩充军队，并向日本人勾勾搭搭。李宗仁曾打电报给宋哲元，请他劝劝石友三；他也打电报给石友三，要他服从中央命令，万不可自作主张，更不能与日本人有所勾结。
汪精卫由重庆出走，投降了日本人，甘为汉奸。宋哲元曾打电报给蒋介石，说这是叛国行为，为人所不齿，非常愤慨。
1938年3月，宋哲元由阳朔分乘几辆汽车经贵州到达重庆，跃跃欲试，还想出山。殊不知见到蒋介石后，蒋对他却很冷淡，根本不谈军事政治，只说： “你还是养病吧！”又说一来重庆天气不好，二来常常轰炸，劝他赶快离开。
宋哲元见着他的老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此时等于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挂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空招牌，什么权也没有，也无能为力。
宋哲元怀着失望的心情，由成都搬到了灌县。他满怀壮志，却遭到如此冷遇，心情抑郁愤懑，很不满意，见到国民党军队尽打败仗，自负地说：“要是我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决不致有这样的猖獗。”
宋哲元早起必到乡村散步，晚上临睡以前在院里坐一会。偶尔也凑四个人打麻将，他同部下打牌，输了自不必说，赢了也不要。在灌县时，下野军人和他的旧部下，不断来看他，也有新闻记者来访问过。
有一次，蒋介石到成都召集军事会议，所有军事首长都参加。宋哲元居灌县，近在咫尺，独没被邀请。他对蒋介石的冷落、歧视很受刺激，病势由此加重。
经人介绍，在成都请了一位中医来针灸，每次派汽车去接，住两三天，一面针灸，一面又开方服中药。一共打了四十九天的针，大夫说圆满成功，可以治好啦。花了好几千元，其实并未治好，宋哲元的病已入肝脏。
宋哲元的病势没有好转，吃不好，睡不安，他怪灌县的饮水不好，打井也打不出水来，便想到成都去住些日子，住在沙利文饭店。他到望江楼去访问唐代女诗人薛涛的故居，把薛涛井的水取回来饮用。
在灌县，数度登青城山，他是坐在四川滑竿上山的，每次只带着几个幕僚，住在青城山最大最古的天师洞，游览山上名胜古迹。
有天晚上，他家院内突然响起枪声，大家都很惊慌，不知是怎么回事。据卫队报告，说是 “土匪”来绑架两个“金娃娃” （指宋的两个最小孩子）。调查后结果完全不是这回事，是卫队自己开枪威吓，并非土匪。
原因是卫队曾提过要求，仿照北方的习惯，冬季每人发一件皮大衣、一双棉鞋等，宋哲元以四川气候暖和，用不着大衣、棉鞋，没有批准。卫队因要求不遂，故意来威吓一下。昔日十万大军的统帅，今天连一排卫队也驾驭不了，宋哲元感到很痛心。
宋哲元在灌县期间，由于痛恨蒋介石独裁专横，尽用黄埔和中央军校的人，排除异己，以致军事失利，政治腐败，经济混乱，民不聊生，对抗战前途，对个人前途，均极悲观，加以病入膏肓，有志难展，生活非常苦闷，终日郁郁寡欢，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是痛苦的。平日发牢骚、发脾气，不论大官小民训起来没有完，动不动骂人，还常常打人。
挨打次数最多的是他的私人厨师。这个厨师是由北平带出来的，一直跟着他，本来技术不错，可他老挑眼，就常拿厨师来发泄他的闷气，在阳朔时曾把厨师的胳臂打肿。
到灌县之后，冯玉祥知道他肝火旺，爱动气，特别派邓镒之等二人来陪伴他，一方面开导，一方面讲故事，使其心情开朗，病势减轻。这两人也是年岁相当大的老人，素有修养，饱经世故，来了几个月，相处得很好。
有一次吃饭时，宋哲元怪厨师炒的韭菜里有汤，说这是故意放的，骂骂咧咧，非要打他不可。那时他自己已没力气打人，叫手下人替他打。同桌的邓锚之二人从旁劝解说：“炒韭菜有点汤没有什么关系，何必要生这大的气呢。”
这下可把他惹火啊，竟不顾情面，恶言相向，大声叫道：“这是我家里的事情，你们用不着管这个。”让客人下不了台，好在他们也知道宋哲元是犯病了也没言语。 因宋哲元不肯吃，大家也不好意思吃了，陪着饿一顿。隔了十多天，邓二人借故说要回重庆过年，就走了。
宋哲元的父亲是个穷秀才，重视封建道德，对他的影响很大。宋本人也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人很严肃，不苟言笑，说话很有分寸，言而有信，不乱讲瞎说，从不与人开玩笑。
同学、同僚有时同他开玩笑，他板起面孔说： “只许你这一次，下次再要这样，我就对你不起。”给人以难堪，别人知道他这种脾气，也不敢再和他开玩笑了。
他的原配太太，始终住在天津陪着他母亲，没跟着出来。这位后来的太太常淑清是北京人，在四川绵阳结的婚，他的六女一男都是常所生。二女儿嫁与孙连仲之子，他对太太、儿女都不怎么亲近，平时不怎么带着孩子们去玩，几次上青城山，都不带家属去（他太太自行带孩子们去青城山玩过），孩子们也不同他亲近，很少有家庭乐趣，连吃饭也不与家人同席。
他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都有房产，抗战胜利后，宋太太带孩子回到北平。1948年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她听信别人诱劝，去作投机生意，结果把本赔光了，生活也感到困难。由她的亲家（孙连仲之妻）接往台湾。
宋哲元对母亲很孝顺，在后方几年，始终设有一秘密电台，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同居住天津的老母通电报，他常打电报去问候起居。
以前带兵时，凡部下接家信，如家里有困难，特别是老父老母有病，他准多给补助。有的人摸到他这种脾气，就造假信说老母病重，去骗他的钱。
1940年灯节后，到了绵阳，为什么要去绵阳呢？因宋哲元当营长时曾驻扎绵阳，并在那里结的婚，也算是旧地重游吧！宋哲元的精神身体都不如前了，由于他在沙利文常吃西餐，对西餐发生了兴趣，饭量也不如以前了。
阳历二月天气，仍有寒意。有一天宋哲元说肚子不好，半夜里起来如厕，宋太太劝阻说：“深更半夜的，不要上外面去啦，就在屋里大便吧。”他非去不可，因此受点感冒，又引发旧病。
起先还不怎么严重，过了几天正吃中饭，“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之后病势就越来越沉重，竟尿不出尿来，大便也很困难。
吐血病重时，太太把他挽扶到床上躺下，他当即嚎啕大哭，说：“战事不知何年何月可以解决，老母亲76岁了，今生不知还能再见否。”宋太太派人到成都去请名医，请来了一位英国大夫，一位中国名医戚寿南。
因病情复杂，大夫也有点束手无策，注射了300 毫升盐水，戚大夫说数量已是很大的了，可是注射后，还是尿不出来。戚大夫暗地里叫宋太太预备后事，派人到成都把棺材、寿衣都定下了，一面打电报叫在香港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回来，一面打电报与他的旧部下。
旧部下中能来的都来了，他的两个女儿由香港辗转飞到重庆，由三十三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李处长陪同前来绵阳，她们是4 月4 日到的，宋哲元看到两个女儿后就离世在永安饭店。
去世前一句话也没说，也没留下遗嘱，因为两天前就已不能说话了。他也没料到自己56岁就会离世，所以没有留下话，临死前想说几句，也不可能了。
宋哲元去世后，各方吊唁的很多，绵阳全城军政商学各界，均设奠公祭。国民党政府发表明令，追赠他为一级上将，给治丧费5000元，蒋介石另送一万元，并派代表来绵阳治丧。
张自忠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驻在鄂西南漳县，除来电吊唁外，还送了一副挽联：
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
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张自忠并说如需要钱办丧事，可速去电。哪知在宋哲元去世后不久，张自忠就在南漳与日军作战中壮列殉国。
开吊后，移灵涪江东岸的富乐寺，富乐寺在富乐山上。恐敌机轰炸，就在富乐山上赶修坟墓，买了一块地，由工程师设计，坟莹修得相当坚固雄伟，全是用大石条建修的，费了一个多月才修好，把棺材下葬。
宋哲元的旧部下，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等人都曾乘来川之便，到绵阳墓地来看过。他又捐资在坟旁建一八德亭及各种石碑等，工程很多，一直到1941年10月才全部完工。墓前的神道碑是冯玉祥题，由于右任写的，丁惟汾撰文。冯治安刻有“宋上将明轩公林园八德亭记。”
宋哲元去世后，他的母亲也于1942年在天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