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同时，三才也是《易经》中最基本的知识。
《易经》中认为，这三才中，每才均对应两种状态，分别是天对应阴阳、地对应刚柔、人对应仁义，共六态。只要这三才六态某一状态发生了变化，便引发其他连串反应，故而可以据此为基础，演变八卦，这也是八卦中每卦的有三到六画的缘故。
《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在八个经卦中，每一卦形由三个爻组成，上爻为天，中爻为人，初爻为地。天地人三才定位，才有了八大基本卦。当然基本卦也分阴阳。而六十四卦每卦由六个爻组成，其次序是由下至上，分别为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其中，初爻、二爻为地之位，三爻、四爻为人之位，五爻、上爻为天之位。
道教教义之一《太平经》说：“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明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此为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思想的运用和发挥。从两家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为元气，“二”为阴气和阳气，“三”为天、地、人“三才”。天是阳气，地是阴气，人在天地之间必然就是阴阳调合的“和气”了。
道家的观点：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自混沌鸿蒙，开天辟地，人立其中，天、地、人三才立，万物成。清者上浮为天，浊者下降为地，圣人立于天地之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调节阴阳，和谐万物。天道重子，地道重丑，人道重寅。
三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如盘古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其实表现的就是天、地、人三才思想，那时古人就把人放到了突出的位置。通常人们常讲：“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日月星三宝的和谐，使九大行星（太阳系）和谐运转无天灾；水火风三宝的和谐，使地球上风调雨顺无大灾；精气神三宝的和谐，使人体健康无疾病。还有称国家、家庭、个人，对应天、地、人三才。
三才是指天地人，那么天地万物从何而来？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是上帝创造的，而在中国民间从上古时候就流传着“盘古开天地”的说法：“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这是古书上的记载。据说盘古开天辟地后，担心天地重新合拢，便用头顶着天，脚踏住地，显起神通，一日九变，“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最后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盘古累了、老了，他的身躯各部分化为世间万物，为我们带来一个生机盎然而美丽的世界。
由此，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观，是全息的体现，而这其中，“天地人三才”合一，天、地、人三大要素相互联系，结为一体，构成整个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在这个统一的大宇宙中，天地万物和谐统一，互养共生。“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人合一，万物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可以说是我们祖先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从“三才合一”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和天地之间（大自然）是一种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共存共生关系，所以人、自然、社会之间必须协调发展。
人类倘若不尊重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掠夺大自然，就像草地沙漠化造成北方的沙尘暴一样，自然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始终处于和谐之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提倡的思想。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人的生命又是自然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的出现正是地球生命在几十亿年生命的演化过程中，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至高级，然后出现人为“万物之灵”的生命形式。
“天，雨露霜雪，是气、地、土石，是气加形。植物，是气加形加性。动物，是气加形加性加情。人，是气加形加性加情加义。“力不若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曰以义。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生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生命的最高形式。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贤愚系于人。大地有生命、大地有经络，“天地一大生命，人身一小天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指宇宙万物的内在机理；“天”是指日、月、星辰的天体及其大气与天空；“地”是地理环境；“人”是人类及其社会；“自然”是自然规律。
“天人合一”，不仅把天、地、人为“三才”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还把“三才”看作是具有全息同构的关系。天人合一，那就是说自然和人事同受一个规律的支配，这与辨证唯物论的前提相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命题。在儒学中，作为天人共通契合点的，是“德”。儒家认为，天之根本德性，含在人之心性之中；天道与人道，虽表现形式各异，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贯的。天道运行，化生万物，人得天地之正气，所以能与之相通。作为宇宙根本的德，也就成了人伦道德的根源，反之，人伦道德也是宇宙天道的体现。孟子曾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着眼点就在天人合一上。“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虽然其表现有三，但“一以贯之”的却都离不开那个“道”。
从“道”的层面理解“天人合一”，体现出古人的理性精神。与儒学追求在“理”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同，道教也讲“天人合一”，但更强调它作为一种修炼的手段或者说修炼的境界。道教外丹派吸纳阴阳五行理论成书于炼丹术，内丹派则干脆把人体解释为一个宇宙，五脏就是五行，河车搬运，就相当于日月的运动。内丹修炼，也就是人体内部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沟通，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种天人合一的理论，努力谋求人与自然天道的和谐，也为今人的环境意识提供了范本。虽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但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消弥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线，为主体认识客体打开了另外一扇全息式的方便之门。这种“天人合一”式的认知方式，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走势、审美追求、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
《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最能反映“三才”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天地人的统一体里，人和自然是相互协调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的。进一步说，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统一的，“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
《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这里的所谓“养”已包含了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互养共生的意义在内。人们要注意不去打断天地万物互养共生的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辅助它和促进它，并有节制地加以利用，以期达到和谐发展、永续利用的目的。
“三才”理论中“人”的这种定位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主客对立”和“征服自然”的思想。在这里，需要谈一谈中国历史上“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天论》有“制天命而用之”的话。《说文》训“制”为“裁”。根据《天论》整篇的思想观点看，我认为，这里的“制”可视作“裁量”、“裁度”解。“制天命而用之”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它和《易·泰·象传》“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义，不能同西方近代哲学的“征服自然”等同起来。
从现存的资料看，首次提到人可“胜天”的是《黄帝四书》中的“人强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经法·国次》）。这里的“当”指“天当”，即天道之“当”。这是说：当人力胜过自然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越自然规律所容许的界限，当自然胜过人力的时候，就要顺应自然。所以这里的“胜天”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和限度的，是“循天”和“胜天”的统一。它是后来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论的滥觞。
明代吕坤提出“人定真足胜天”，他举出的例子是“夫冬气闭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开冬花，结春实；物性愚蠢，不解人事，而鸟师能使雀奕棋，蛙教书”（《呻吟语》）。这些人类发挥其聪明才智改造自然的成果，看似违反自然的常态，实际上仍然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的。
把“循天”和“胜天”之间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明代马一龙《农书》：“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踰力者，劳而无功。”这段话说明，人力是可以胜天（自然）的，但这是以认识天时地利的规律为前提，并要按照这规律办事，趋利避害，才能达到目的。同时也指出：农业生产不能光靠力气，必须依靠知识，依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很深刻的，是“三才”理论的的新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地主制之取代封建领主制，农民在封建领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加强了经营的独立性，与市场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的过程，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低价收购粮食，在歉收年份或春耕和青黄不接之时高价出售粮食，从而牟利。而农业收成与“天时”（包括气候的季节变化和丰歉的年度变化）关系密切，于是又从农业生产的“天时”观念中衍生出商业活动中“时”的观念来。
古书中对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商贾“趋时”、“观时”、“逐时”、“守时”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春秋末年仕越的计倪，提出“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的论断，认为“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凡举百事”者为“人”，这就是说，要以“三才”理论作为包括商业在内的一切活动的指针。他根据“太阴”（木星）运行周期中在天穹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年成的水旱丰歉，并进而进行商业预测，作为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所谓“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他把这套理论运用于国家对粮食流通的管理，创造了著名的“平籴齐物”法（《史记·货殖列传》）。这种“时”，可以理解为商业时机，而它与农业生产中的“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才”理论对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各个学派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渗透到各个学派的学说之中。
儒家大师荀子的天人观基本上是以“三才”理论为基础的，他的“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相参”，正是“三才”理论的主旨。儒家的另一大师孟子在他的“尽心知天”、“天人相通”的天人观之外，也谈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也有不少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论述，其基础正是“三才”理论。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与《吕氏春秋·审时》的说法很相似。但这种“三才”说经过了他的改造，被放到他“天人感应”学说的框架中。所以接着他又说：“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周初年人格神的“天”的观念继承下来的，但由于受到“三才”理论的影响，内容和形式比之西周的“天人合一”都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董仲舒那里，“天帝”已经具有自然的外貌，而且也承认作为“十端”之一的“人”，“ 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最为天下贵”（《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总之，儒家各派受“三才”理论的影响是很深的，以致扬雄说“通天地人之谓儒”。
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黄老之学就是经过改造了的道家学说。例如前面引述过的《黄帝四经》属于这一学派，其中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精彩论述，把“三才”作为“王天下之道”或治国的“前道”。所以，它在论述天人关系时提出，既不能“逆天”，又要重视“人”的作用：“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失天则几（饥），失人则疾”（《经法·四度》）。
《淮南子》的思想基本上属于道家，但也揉杂了各种思想成分，包括“三才”理论。所以《淮南子》虽然是主张“无为”的，但在农业生产上，却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道教不同于道家，但也有某种渊源关系，道教尊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为经典。在东汉时代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三才”理论的影响。《太平经》把“天地人”称作“三统”，认为它们是“相须而立，相形而成”的。“三统论”强调“阴阳相与合”的“中和”的作用，又认为“中和”是由人来主持和掌握的。可以说深得“三才”论的精髓。
法家大师韩非的“天人关系”论，人们注意到他接受了老庄“道”的观念和“因自然”的思想，而往往忽视“三才”理论对他的影响。其实，《韩非子》中有不少关于“三才”理论的精彩论述。《韩非子·八经》提出了“四徵”（“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除了“天、地、人”外，还注意到“物”的因素。
《韩非子·难二》分析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顺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紝，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
——这段文字涉及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等各方面，但重点还是讲农业生产。作者谈到了天时、地利、物宜和人事，认为增加收入要依靠“人事天功”，但立足点是“人为”，包括人的劳动，工具，技能，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里正体现了“三才”理论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