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将领郭松龄，于1925年底率军反奉，以东北的未来为赌注，去实现自己的野心，导致整个东北的防御体系遭到破坏，改变了整个民国的走向，对东北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斥其为东北沦陷的罪魁祸首绝不为过。
郭松龄与张学良亦师亦友，实际掌控奉系第三军团。
奉系1925年整编后，共有6个军团，合计20个师（外加步兵7个旅、2个骑兵旅、2个炮兵旅），分别是第一军团姜登选，第二军团李景林，第三军团张学良，第四军团张作相，第五军团吴俊升，第六军团许兰洲，总计兵力约为17万。
奉系第三军团，是奉系最精锐的部队，没有之一，张作霖清楚明白，奉系诸将皆有野心，想要将这份基业传承下去，张学良必须有足够的军事话语权，因此即便不喜欢郭松龄，张作霖依然让郭松龄辅佐张学良。
军团是战时建制，因此会随战局而增减，但在郭松龄反奉之时，第三军团至少有张学良第四师，赵恩臻第五师，郭松龄第六师，高维岳第七师，齐恩铭第十师，裴春生第十二师，东北炮兵第一旅邹作华、东北炮兵第二旅魏益三等部队，归属第三军团调度，约占奉系总兵力30％。
而装备器械更是令人眼红，陆军全部配置齐备，轻重机枪多达千挺，这个比例不仅高于同期民国军阀，日本关东军也不过如此，完备的两个炮兵旅，远程掩护作用巨大，还有数个骑兵营，作为快速反应和增援，无怪乎能屡战屡胜。
民国军阀形势图
很可能从1925年初，分封地盘开始，郭松龄便蛰伏，等待时机反奉。
首先，从驹井德三所写回忆录，郭松龄在1925年初，便与日本有过频繁接触，并且达成相对满意的结果，郭松龄清楚，没有日本关东军协助，即便攻占奉天也难以掌控东北，日籍医生守田福松便是中间人，但日本在战事过程中，增加更为苛刻的条款，遭到郭松龄的拒绝才决裂。（《日支外交秘话》因驹井德三单方面记载，仅部分采纳）
其次，郭松龄在1925年派遣赴日，被所谓“日本军部参谋”协商落实，袁世凯时签署“二十一条”，以获得日本的军火援助，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遂将经过告知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由此与西北军冯玉祥取得联络，加上直隶李景林结成“反奉同盟”。（《北洋军阀史话》实际为十九旅旅长高记毅，是郭在日本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力促郭和冯联合，并代表郭（松龄）与韩（复榘）密谈）
另外，第三军团定额是5万人，所以郭松龄才在天津李景林处，存放6万套冬装，但据记载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反奉从滦州出发时为7万军队，郭松龄安插亲信，可借张学良之名，但私扩军队部将难道没有察觉？滦州不是奉军主场，没有地方警察部队补充兵员，想要在短时间征召兵不现实。
种种迹象都表明，郭松龄的反奉行动，是场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郭松龄很可能，早已与日本达成合作意向，与西北军及李景林结盟，在第三军团安插亲信，并私自招募军队，张学良的信任只换来了背叛的结局。
郭松龄像
张作霖“舐犊情深”顾及张学良，未对郭松龄立行惩处，促成其“反奉”！
1925年8月开始，第一军团姜登选便被孙传芳，武力驱逐元气大伤，张宗昌暗中也脱离奉系管辖；第二军团李景林部，与郭松龄早已达成共识；第五军团吴俊升，长期驻防东北后方；第六军团许兰洲驻防河北，由冯玉祥牵制；四个主力军团皆无法调配。
当时间到达1925年11月，因违背张作霖部署攻击冯玉祥，郭松龄被命令集结军队，然后返回奉天整编，此时阻挡郭松龄主政东北，唯有驻防秦皇岛的第四军团，张作相只有三万余人，只要短时间干掉张作相，省城奉天便唾手可得，郭松龄明白已失去张作霖信任，若不趁此时动手，将再无出头之日。
但奉军第三军团，大部分将领感恩张氏家族，即便以张学良的名义“兵谏”，依旧有30余将领抵制起兵，遭到郭松龄拘捕，21日晚郭松龄发布通电声明，中外皆哗然，仅用3天时间，重新编组第三军团为五个军，攻克山海关后更名为”东北国民军”，反奉战幕正式拉开。
郭松龄军出关后，在榆关与姜女庙，先后被张作相缴械4个团，但郭松龄军趁风雪夜夺连山，两日便攻克辽西重镇锦州，又于巨流河决战大胜张作相，夺占新民县城，奉天已近在咫尺，张作霖收拾细软准备出逃，甚至命省公署办公人员，准备和平移交奉天。
大凌河决战，《辽宁省地方志郭松龄反奉战争》“张学良率步骑5个旅约3万人，置于中央，司令部设在兴隆店。左翼吴俊升，辖步兵1个师2个旅、骑兵3个师，约2万余人，司令部设在大民屯。右翼张作相，辖步兵1个师3个旅、骑兵1个旅1个团，约3万人，司令部在安福屯。还有飞机8架，火炮108门，并通过日本顾问荒木五郎招募日本退伍炮兵200人。”
张作霖后悔莫及，如果能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变故，只要令郭松龄只身回到奉天，解除其所有的职务，便可避免眼前发生的一切，但那必然会伤张学良，作为父亲的张作霖用心良苦。
奉系元老张作相
郭松龄最终败亡，使得东北军元气大伤，为东北沦陷埋下隐患
张作相锦州的顽强阻击，加上日本的协助，终于等到吴俊升部的支援，而郭松龄军弹尽粮绝，士兵溃逃难止，最终兵败被俘，郭松龄反奉之战以失败告终，但张作霖才是最大的输家。
东北军可战的精锐第三军团损失约三万，张作相第四军团与辽西警备部队，损伤高达四万左右，加上李景林与冯玉祥的争斗损伤万余，东北军减员高达八万，张作霖虽然下令不再追究，但潜台词是断绝少壮派的上升空间，重新启用对自己更忠诚，以杨宇霆为主的士官派，和张作相为首的元老派。
日军从不做亏本的买卖，杨宇霆赴旅顺便是与日本进行磋商援助，但日本鉴于反奉形势不明，朝野皆不愿干涉东北内政，至12月中旬情报已证明，郭松龄军呈现颓势，日本方面遂敦促张作霖，兑现其入主北京时所定约，张作霖将日本视为救命稻草，电令杨宇霆同意，事后奉系对定约百般抵赖，仅有部分得到执行，但始终加速日本对东北的渗透。
吴俊升“姗姗来迟”被视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但从其本人的性格，与对张作霖的态度显然不可信，事实是俄国中东路与日本南满汇聚黑龙江，双方各有驻兵，而郭松龄的军事行动太过突然，吴俊升部既要调集军队，又不能引起外交恐惧，俄国拒绝为其运送兵员，为中俄武装争夺“中东路事件”埋下隐患。
另外东北之境，自日俄战争起，20年未大规模交战，成为乱世避难的天堂，各地怀揣生存希望的人，“闯关东”踏足黑土地开发东北，才有了东北工农教育等蓬勃的发展，这种势头在郭松龄反奉后陡然停滞，东北内政外交军事全方面受损。
闯关东旧照
郭松龄的争议在爱国，还是以爱国之名“夺权”
一。其1925年出使日本被密谈之事，并没有切实的记载，但郭松龄与日本接触却是事实，那就可能是与日本方面演的戏，做给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看，为的便是加速奉系与西北军的摩擦，使郭松龄能重新掌握军权。
历史上陈平使用反间计，面对项羽的使者，最开始招待丰盛，当得知并非范增派遣，态度陡变，撤除佳肴，仅用残羹冷炙以待；皇太极也抓获两个太监，当做袁崇焕使者，优加对待并泄露夺权之事；这两件事与郭松龄所做是何等相似。
二。郭松龄反奉时发表《敬告东三省父老书》，宣布张作霖罪状，诸如“专恣跋扈,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与1922年张作霖与吴俊升等，宣布联省自治保境安民的表态，并无实质区别，且张作霖减负税、办学校、发展工业、成绩有口皆碑，即便面对日本也极有骨气，多数是虚与委蛇，不肯轻易出卖主权。
且郭松龄起兵是以兵谏的名义，但在张学良沟通之时，却提出《辽宁文史资料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书》：(1)山东归岳维竣;(2)直隶归冯玉祥;(3)热河归李景林;(4)郭回奉执政，统掌东北；所有条件都是针对地盘，根本没有对民生社稷的建言献策，何来“兵谏”之说。
三。郭松龄既联盟军阀，以军阀的手段打倒军阀，可以看做当时时局的无奈选择，但其既自诩爱国，却又全盘接受与日本，之前所订立诸多不平等条约，竟无半点商榷之意，此文随通电发出，因此当郭松龄执掌奉天后，就必须予以执行，与卖国又有何区别？
《郭松龄致日本公使之备忘录》惟是东 省与贵国比邻，经济关系，尤为密切。诚恐贵国商民或有不了解敝军行动之用意，群怀 疑虑，致有不安。特此敬请转达贵国居留官民，凡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一律尊重固不待 言。即一切贵国私人对于省政府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一律 照前继续有效。至贵国人士受政府及各机关雇佣者，亦均继续任用。况多数系龄旧交， 尤可照常任事，不必疑扰。
奉系将领姜登选
张学良晚年依旧难释郭松龄反叛之举，然郭松龄被排斥实属自身问题
姜登选豪爽轻财，能与士卒共甘苦，重义而轻利，因此才被张作霖任命为安徽督军，且郭松龄不肯就任安徽督军，实则因为张作霖准许杨宇霆带兵，而不允许郭松龄带兵的意气之举，
据宋九龄《郭松龄反奉见闻》“郭松龄说：“杨督办怎能带两师人呢？不带队伍我不去安徽。”张（学良）说“你不去我们就在一起，以后机会是有的”
姜登选与杨宇霆被孙传芳驱逐，郭松龄不加救援坐视其败，反倒幸灾乐祸，直指应由其出任督军，后在姜登选回奉天时拘禁，既不念同袍之义，也不念及革命之情，将其残忍杀害，其心胸之狭隘，其目光之短浅可见一斑。
杨宇霆“秦皇岛劫械”，对张作霖堪称“草船借箭”，使张作霖军事实力大增，逐渐掌控东北，杨宇霆负责东北军后勤保障，郭松龄肆意调用军资，受到杨宇霆盘查审核，这便是双方结怨症结，杨宇霆深知张作霖打造第三军团的苦心，即便与郭松龄再有矛盾，也不敢在第三军团的军务上克扣军饷。
九一八纪念碑
若无“反奉”之事，面对稳固的奉军体系，日本需全面衡量开战后果，即便为侨民考虑，也不敢轻易发动“九一八事变”；
若郭松龄真的爱国，静心辅佐张学良，即便关东军发动试探性的袭扰，以反击，阻吓事态扩大，亦于国有功，若舍生取义更能名垂千古。
但以爱国之名，实现政治野心，以牺牲东北权益，换取日本的支持，实在可恨，惜我三千万东北父老，竟在日军铁蹄下隐忍十四年，郭松龄也就此留下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