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年—1949年2月11日），男，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
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
戴季陶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19岁时，戴季陶成为 《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
但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因为深受孙中山信任，黄埔军校成立后，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 “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戴季陶自1949年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 “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
戴季陶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
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后来在很多历史书中，都把戴季陶的死描述成是自杀，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戴季陶曾分别于1948年9月上旬及10月中旬两度服了过量安眠药，都因及时予以抢救才苟且残延，大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传奇色彩。可惜，1949年2月11日他再一次服药过量，因心脏过度衰弱，医生纵有高超医技也无法起死回生了。
中山大学医学院为戴季陶所出具的死亡证书上写道：“患心脏衰弱症，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十二日晨突然发作，至十时四十分死亡。”
这个死亡原因，与此前国民党当局宣布陈布雷的死因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