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尚为皇子的李适只有十四岁。
那时候的他对战争的理解并不透彻，甚至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仓皇离开这个自己已经生活了十四年的地方。
那一天，长安城阴霾密布，隐隐有火光闪动。
李适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巍峨的大明宫，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再回到这里。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里，大汉刚强，大唐强盛，但其实“盛唐”二字只是虚有其表。
这个饱经战火洗礼的王朝有过“国都六陷”的窘境，也有过“天子九逃”的时刻。
而这对李适来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他的童年时代或许养尊处优的泡在皇家的蜜糖瓦罐中，但他的少年时代却是饱经战火洗礼和家国离丧之痛的。
这样的生活让李适有了和以往那些终年生长在大明宫内而变得迂腐蠢笨的皇子们截然不同的经历。
他时常有一种悲天悯人、觉得世间风雨飘摇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从此刻开始，将伴随自己终生。
李适的故事，要先从他的几位前辈们开始说起。
玄宗皇帝在安史之乱后孤独而寂寥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肃宗皇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到死也没有彻底平定叛乱。
而自己的父亲唐代宗李豫，一辈子深陷在大唐的政治斗争中，几乎腾不出什么时候来治理国家。
所以当李适当上皇帝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感受，那就是“百废待兴”。
往日盛唐的气象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残唐”。
李适并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皇帝，至少在刚刚登基时，他并没有展示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过人之处。
（唐德宗 李适 画像）
甚至当泾源军（大唐的一支地方部队）发生叛乱时，李适想都没想就走了前辈们的老路，逃跑。
这个寄托了所有大唐精神和情怀的城市，频繁的在天子的出逃和重临之间徘徊。
长安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但自从大唐开国，这个城市似乎没有一天安定过。
没办法，也许从某一刻开始，大唐的皇帝集体地失去了作为帝王的气节。
他们没有“宁可战死失社稷，绝不拱手让江山的”意志，只有面对四下乱局的惶恐和慌乱。
但所幸的是，那个时代里虽然缺乏贤明的君主，但是从来不缺优秀的将领。
不久之后，大将李晟、浑瑊拼死击退乱军，李适得以重回长安城。
返回长安的李适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在他治下的大唐，几乎每天都有叛乱发生，剿灭一波，又来一波。
并且这些叛乱的势力大都是节度使和地方将领，所以李适很快就不再重用他们。
他认为，武夫掌权，势必会再次造成像“安史之乱”那样的惨剧，但如果将权力尽数交给文人，他又担心会有权倾朝野的大臣出现，威胁自己的地位。
思来想去，李适想到了一群非常合适的人，那就是伺候他起居饮食，寸步不离的宦官。
无论哪朝哪代，宦官这个群体都是非常招人讨厌的。
他们是封建王朝的特殊产物，无论是后宫、朝堂、文臣武将，他们对宦官总是带有一些歧视的色彩。
他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唐臣子，而这些腌臜不堪的阉人怎么配和自己相提并论呢？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是被孤立的一个群体。
而这样一个被孤立的群体，无疑是皇帝所需要的。
在自己仓皇出逃长安时，那些曾经宣称要誓死保卫自己的将领们都做鸟兽状一般跑散，只有几个宦官跟着自己，始终不离不弃。
他给过武将们机会，但是那些武将们翻脸不认人，造反已经造成了家常便饭，他实在不能相信。
他也给过文臣机会，他先后任用过三十五位宰相，但却没有一个人能让他满意。
他觉得自己眼前的这些臣子的目的都是不单纯的，他们总是先为了自己的利益结党营私，然后才会分出心思来考虑唐帝国的得失。
只有宦官，对自己是最贴心的。
皇帝感受到了宦官群体对他的无比忠诚。
他选择相信宦官，他也只能相信宦官。
公元785年，干支纪年为乙丑牛年，这一年的大唐不算风调雨顺，地方偶有叛乱，但都很快被平定，几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但就在这平平无奇的一年，李适做了一个在未来影响了大唐命脉的决定。
他任命多名宦官为禁军统帅，执掌军队，并且提升官宦的官位品阶。
（唐朝宦官）
有人说，大唐的几任皇帝频繁的宠信和任用宦官，这是他们统治时期的败笔和失败。
我尤为讨厌这样片面看待历史的人。
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藩镇频繁作乱，将领时常变节，而那些羸弱的文臣根本不能肩负起国家的重任。
皇帝能相信谁？
皇帝能选择谁？
皇帝能用谁？
请不要把愚昧无知的历史偏见放到这些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上。
也许他们只是历史文献上的一段话，一行小字，甚至只是一个名字，但是他们同样值得尊重。
也许这位皇帝把权力下放给宦官的初衷是好的，因为在他之前，权力的过于分散不是导致皇室内乱，权臣横行，就是导致地方上的武装势力叛乱。
他只是把权力交给了一群在他眼里看起来势力很小，无法折腾起什么大风大浪的一群人。
但在未来，正是这群人，差点掀翻了大唐帝国这艘巨轮。
现在，驾驶这艘巨轮的皇帝李适自认为解决了影响大唐帝国多年的权力分配问题，开始沾沾自喜地着手准备下一件事，那就是提高国家的财政税收。
从玄宗后期开始，大唐的风云飘摇和连年战乱几乎已经摧毁了帝国的财政系统，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盛唐气象一去不返）
一个国家是否能正常运转，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个这个国家的财政运营情况的好坏。
很显然，李适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盐、铁、矿等各种税收，以补充国库经济。
这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方法，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快有了明显的提升。
因为这种调整经济的方式无异于是从老百姓手里抢钱。
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深深地激化了朝廷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大唐的百姓对这个屡次逃跑的政府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感了。
急于修缮大唐的千疮百孔的李适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
钱粮税收，一味的索要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且与民更始，才是维持一个国家良好生态的最好解决方式。
一个政权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乃至一个王朝也好。
看似高高在上，尊崇无比的皇帝才是万事万物的核心，实际上真正的核心，永远都是普罗大众，是那些在历史上寂寂无名的百姓。
但李适毫不自知，甚至觉得自己一顿操作猛如虎，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他并不想做昏君，但他偏偏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对大唐帝国来说，他的很多举措乍一看好像是英明之策，仁政之举，但真正施行起来，往往都是弊大于利的。
在《资治通鉴》中，甚至记叙了李适这样一段啼笑皆非的往事。
李适到一个叫做辛店的地方去打猎，途中遇到一位农民，皇帝心血来潮，决定来一波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于是他问这位农民：你幸福吗？
农民：我不幸福。
李适：你为什么不幸福？
农民：赋税太高，挣两个钱都让皇帝老子抢走了，我能幸福的起来吗？
这一刻的李适震惊了。
从这位农民的口中，他明白了自己过往施行的税收政策看似利国利民，实际上则是彻彻底底地坑害了这帮农民朋友的利益。
所以他痛定思痛，下令减免了这一户人家的税收。
是的，你没看错，皇帝只减免了这一户人家的税收。
我们不知道李适执政多年来的心路历程，但你很难用常规的方法去分析他。
因为他的很多行为实在是太过离奇了。
（大明宫）
你说他是一个无为的昏君，他几乎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守在皇帝的位子上改革制度，调整民生。
但你如果说他是一个明君，在他治下的大唐帝国却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下去。
所以本质上，李适是一个勤劳但是无能的帝王。
他不能让大唐帝国的荣光再现，也不至于一步就将唐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就是说，李适并不是一个能推动历史的关键性人物。
因为唐帝国的顽疾并不是从他开始的，早在唐玄宗一朝，诸如藩镇割据，大臣弄权，宠信宦官就已经初现端倪，只是连年的战乱让每一朝的天子们都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来处理一个庞大帝国的疾病。
那些在李适之前，优秀且有能力的君王尚且不能治疗唐帝国的疾病，又何况是一个资质平平的唐德宗李适呢？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长安城会宁殿驾崩。
李适走了，留给了大唐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他一生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平庸的，甚至稍显弱小的帝王。
他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出悲剧。
而悲剧，通常是得不到满堂喝彩的。
他的离去甚至对大唐帝国来说，无足轻重。
但我们仍然要肯定的是，这位大唐皇帝也有过对国家好的影响，也有过昙花一现的中兴时刻，但这些并不显著的功绩，似乎并没有几个人能记得住。
当时的大唐帝国，不是一个缔造明君的时代。
任谁，也没有丝毫办法。
这不是李适的锅，这是历史的盖棺定论。
历史或许会给强者送上一些锦上添花的祝福，但一定不会给弱者雪中送炭。
无情，永远是历史最显著的标签。
就算是皇帝，在历史的面前，也不过是个无力抗争的普通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