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他们叛逃了！”
1966年1月8日夜间，福州军区某守备师师长接到下级打来的电话时吃了一惊，自己的部下居然叛逃了！
就在这天夜里，随着几声枪响，一艘运送物资的小登陆艇改变了既定的航线。负责接受物资的人员迟迟等不到人来，经过调查发现他们驶向了国民党占领的马祖岛。
这是赤裸裸地叛逃！下层的值班干部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消息。消息传到师部，立即展开了调查。经过各方面情报的汇总，驻守部队的领导发现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叛逃。
登陆艇上的三个人是在靠近马祖海域的时候杀害了其他战士赶往马祖岛的。这个结论一出立刻层层上报了福州军区、党中央、中央军委，引起全军全国震怒。
那么，党中央，中央军委会会如何处理这次事情呢？这次叛逃事件究竟是怎样的？叛逃的人又是谁呢？
这次叛逃的三个人分别叫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他们是福建莆田本地长大的三兄弟。三人一起长大，臭味相投，后来一起投了军。这三名吴姓士兵同年入伍，全部来自福建甫田县土头公社生产大队，既是同乡同村，又是吴氏宗族堂兄弟，入伍后又分配到同一部队，同一艘舰船服役。
不过，热衷享乐的他们一直对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不大满意，经常会偷偷藏一下缴获的物资。
我们军队自然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存在，吴氏兄弟也深知自己无法在解放军队里混出名堂。于是他们三人把目光放到了台湾。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由于各种因素，中苏两国的关系日渐紧张。苏联撤走了专家和许多援建项目，甚至和美国一起签订了禁止各国核武器研究的文件，其意直指正在研发原子弹的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并不乐观。中国夹在当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确实比较艰难。
吴氏三兄弟呆在军队，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多少知道。自从，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收复台湾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三兄弟所在的守备七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的。福建紧邻台湾是重要的战略地区。但当时守备七师组建没多久，底子比较薄，士兵来源复杂，管理上相对较为松散。
渴望反攻大陆的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各种手段。在美国的帮助下，国民党决定开辟宣传战场。通过各种渠道，国民党向大陆输送策反的宣传物品，并且建立了电台“台湾之声”。凭着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蒋介石也搞起了“资本主义世界自由、民主”宣传把戏。
这样的宣传对于新中国坚信共产主义的军民来说是极其荒谬的，但对于思想不端正的吴氏三兄弟来说，就像瞌睡递来了枕头。
他们把收到的宣传物品私藏起来，又经常秘密听台湾鼓吹的电台。久而久之，他们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腐蚀，越来越向往金迷纸醉的生活。三个人一拍即合准备叛逃。
一心向往荣华富贵的三兄弟可能觉得他们一旦过去就会享受高官俸禄，荣华富贵。于是，他们暗地里等待机会计划叛逃台湾。
1966年1月8日，吴氏三兄弟接到命令，要和其他战士一起运送物资到霞浦，晚上行动。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
首先，他们三个都在这次任务里，并且分别担任领航员、炮手和轮机员。一艘艇上最重要的3个岗位，全部被吴氏3兄弟尽数掌握，是此次能够叛逃成功的重要因素。再者这次任务是在海上，时间又是夜晚不会轻易被人察觉。最后，按照既定航线，他们会经过国民党控制的祖马海域，这无疑为他们的叛逃提供了助力。
当天晚上，登陆舰驶到祖马海域附近的时候，为了不惊动国民党发生不必要摩擦，实行了灯火管制，舰船摸黑前行。
吴氏兄弟感到机会来了。他们走进战士的休息室，毫不犹豫地开了枪。七名战士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牺牲在自己战友的枪下！
事后，吴氏兄弟打开灯光，改变了航向将舰船开向了祖马岛……
丧心病狂地三人把七个战士的尸体抬到登陆艇头，用他们的鲜血在白色床单上写上了“起义投诚，望君接应”八个大字。
他们三个人高举着投降的白旗来到了岛边。驻守海岛的国民党人看到前来投诚的三个人，欣喜万分。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正好可以提高士气。
于是，吴氏兄弟如愿以偿地受到了国民党的优待。他们好吃好喝地等待台湾的消息。而另一边，得知叛逃消息的福州军区领导十分愤怒，立即命令密切关注台湾和祖马岛上的一切动静，汇总各方面情报并上报中央。
福州军区很快得知，台湾国民党当局准备派出飞机以及情报署的官员去祖马岛迎接那叛逃的三个人。除此之外，他们还准备在台北准备万人欢迎大会，会有几百名记者到现场向全球播报。
台湾国民党当局这样大张旗鼓为了三个无名小卒大搞阵仗其实是有原因的。毕竟，自从他们败逃台湾就一直计划反攻大陆。可惜蒋介石的黄粱美梦一直备受打击，虽然大陆遭受多方困难，但上下一心，崛起是指日可待。
1955年，国民党将领卫立煌通过一些渠道回到了大陆。就在1965年，国民党元老李宗仁也回到了祖国。台湾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举措让许多人将士都想办法回到祖国。甚至出现了开飞机会大陆的事情。蒋介石自然心里咬牙切齿。
因此，他们这样重视吴氏兄弟这样的败类也就不稀奇了。从前都是台湾将领回祖国，现在终于有人去台湾了。国民党当局迫切地希望用这件事提高军队士气，打击大陆的新中国。
获取大量情报后，福州军区商定了一个作战计划。他们打算在台湾海峡上空用飞机击灭叛匪。福州军区立即将这个大胆的作战计划上报了中央军委。1月9日早上，军委批复了他们的计划。
周恩来总理亲自发来指示：有把握、有力就打掉它！如果没有把握也不是非要打下来，总之，不要吃亏。
周总理的指示传遍福州军区空军的相关部队，所有人员个个摩拳擦掌，想要严惩那三个叛徒。随后不久，军区的具体部署和命令传到空军部队：“一定要打好这场仗！不让叛徒有好下场。”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航空兵第24师两队双机来完成。主机是副大队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的歼-5双机，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6双机做辅助。作为我国第一代自主生产的喷气式歼击机，歼-5的实力可不容小觑。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歼机计划由歼-5执行的原因之一。
提起歼-5，它可是我国空军的经典装备。当初，我国的空军装备还在起步阶段，歼-5是仿制苏联的米格17F。1956年，歼-5仿制成功成为我国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它机体小巧，机动性却很强。歼-5能够配备一门37毫米、两门23毫米的机炮，有着强大的火力配置。这使得歼-5在面对美制战斗机的时候有很大的优势。
两对双机可以拉开间隔平行前进，从而扩大搜索面。被选中的这四名飞行员都是全天候的飞行员，驾驶技术十分精湛并且胆识过人，射击命中率非常高，只要被他们发现，叛徒几乎没有机会逃走。 其实，这次任务的难点之一在于低空攻击。不过，接受命令的将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向领导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自从接受到这个任务之后，四名飞行员们就开始研究海上低空作战可能会遇到特殊情况，并相应地提出一些处理方法。随后他们开始训练双机之间的协同动作，和飞行员和地面指挥所领航员之间的空地协同。 很快，飞行员做好了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在机场待命。
这次作战行动的具体指挥是归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直接负责的，各类的工作人员也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福州机场一对歼-6型飞机一直保持在6000米的高度，担任着“架桥”和掩护任务。与此同时，漳州机场也派出了四架歼六型飞机，在高度11000千米的上空担负高空掩护任务，主要负责吸引麻痹敌人。 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待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动歼敌。
1月9日凌晨，国民党空军从台湾起飞了一架型号是C-47的运输机。大概8点37分时抵达了马祖岛机场。没想到的是，在降落时因为飞行员操作不当，居然发生了机翼擦地事故。马祖岛的机场是用钢板铺设的简易跑道，飞机机翼和钢板产生摩擦，伤得不轻。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已经无法担负运输叛匪去台湾的任务了。
没有办法，台湾当局只能立即派出另一架PBY型巡逻机到达祖马岛。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认定，运输机的机翼伤得很重，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修复的。可是PBY型飞机只是一个巡逻机，最多只能坐八个人。没有办法一下子运送叛匪、记者等一行人。无奈之下，台湾当局只得再从驻守嘉义的救护机中队中派出一架美制的水陆两栖飞机。这种飞机既能够在陆地上的机场跑道起降，也能在水面机场上滑行起降，是水陆两用的飞机。在风浪高1.5米以下，风速不超过24千米每小时的条件下，这架两栖飞机 能够在海上降落，进行救护作业。而且这架飞机最多可以运载22人，低空性能非常好，安全系数也高。在国民党当局看来，派这种飞机去接可以算是万无一失了。
12时11分，型号HU-16的两栖飞机降落马祖。也许会有人奇怪，为什么台湾当局不出动战斗机进行护航？其实对于接送叛匪到台湾去，他们心里并没有他们表面看起来那么自信。毕竟，马祖岛距离大陆仅仅20多千米，距离福州机场也只有60多千米，歼击机几分钟就能到达。
因此，一旦国民党出动战斗机，我军可以立刻赶过去。因此，国民党当局准备寻找有利的时机，躲避大陆的注意力，从低空将叛逃的三个人送回台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实际了各种伎俩。一开始他们进行了无线电静默，避免大陆解放军找到他们的踪迹。大约两个多小时之后，敌人开始进行无线电佯动，借此来试探福州地区人民空军的反应。我们发现，马祖岛用无线电向台北问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何时起飞？”台北回复说：“按原计划行动。”简短对话后，敌人又静默了无线电，似乎在等待我们的反应。接着，马祖岛和台北又发了几次对话，每次对话完成后都立即保持无线电静默。几次下来，对话里一直说要新歌曲，马祖岛上的飞机却没有半点动静。这很显然是国民党当局的试探。我军自然置之不理。试探了几次之后，马祖岛山的国民党发现福州地区的空军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于是就放心地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共军不会再行动了。”
1月9日下午3时35分，马祖岛上的飞机开始行动了。HU-16型飞机载运着吴氏三兄弟和迎接的官员、随行的记者等等一行人从马祖机场起飞。
台湾那边也已经准备就绪，数万人聚集在广场上，数百名记者严阵以待。到处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他们却不知道，这一切行动都在解放军的严密掌握中。下午3时33分，福州空军已经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3时38分，也就是在国民党两栖飞机起飞两分钟后，福建沿海的地面预警雷达就发现了敌飞机的踪迹：“马祖岛东南方向7千米，高度200到300米，时速是200到250千米，航向120。”
下午3时39分40秒，两对双机从福州机场起飞，航向为110。其中，歼-5双机高度500米，时速800千米。歼-6双机高度是700米，时速为900千米。两对战机之间相隔了10千米。
下午3时51分15秒，歼-5僚机飞行员胡英法向地面指挥所报告：“右前方4千米发现敌机。”长机飞行员李纯光立即发出指令：“你攻击，我掩护”。
随后，地面指挥部发来消息：“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坚决打！”接到命令的飞行员胡英法迅速占位，他以4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接近敌机。当距离缩小到800米的时候，胡英法发起了进攻。首次开炮，因为距离较远未能打中。接着，胡英法继续接近，当距离敌机只剩576米的时候，他再一次开火。一下子击中了敌机的尾部。
在距离敌机160米左右时，胡英法转向敌机的后上方。然后由长机李纯光进入。李纯光以400千米的时速飞行，一边调整飞机的角度，一边降低高度。李纯光降低到200米的时候，与敌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甚至连国民党空军的机徽都清晰可见。
歼-5的瞄准具光环已经套住了敌机，李纯光立即开炮。炮声过后，李纯光看到，那架两栖飞机的左发动机已经冒起了白烟。李纯光马上向着敌机右方和它拉开了距离。因为敌机的左发动机已经坏掉，只能靠右发动机运行，飞机的速度肉眼可见的越来越慢，高度也越来越低。
在命运危在旦夕之际，飞机不断地向台湾当局发出求救信号。此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才如梦方醒，之前的种种试探竟然全部在别人的意料之中。
可是，台湾方面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空中没有一家掩护机，现在从台湾起飞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了。
看着速度越来越越慢的敌机，李纯光并没有打算放过它，想起无辜牺牲的7位战士，李纯光、胡英法的心里就格外难受。按照指挥部的部署，李纯光第二次向敌机发起了进攻。
歼-5的高度已经下到150米了，李纯光将飞机的时速控制在300到240千米。他冒着飞机会失速的危险以四分之一的进入角再次开炮。只要敌机不坠毁，就一直开炮攻击。李纯光和飞行员战友们抱定了这样的信念。
第三次进攻时，距离海面只剩下50米左右了。李纯光在距离敌机310米处开了火，炮弹击中了敌机的右翼。伴随着一些碎片掉下来，国民党的飞机也开始摇摇晃晃地向大海落去。
接着，李纯光又随着敌机降低高度继续攻击。在李纯光准备第五次攻击的时候，敌机已经坠入大海了。
此时，李纯光驾驶的歼-5高度只剩20米了。在僚机的帮助下，李纯光迅速上升高度准备返航。两对双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他们返航后。担任高空掩护和佯动任务的飞机也顺利返航。消息传回北京，周总理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那架HU-16双栖飞机被击毁坠落大海后永远地沉在了海底。杀人叛逃的吴氏三兄弟也随之沉入海底，被鱼虾分食。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那天HU-16飞机上一共有17人。因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空军组织得不严密，不仅事先没有进行有效地护航，事后也互相谴责，乱作一团，不知所措。
后来，为了打捞飞机和尸体，国民党也派出了不少飞机船只进行搜寻，无奈一无所获。
那些等在台北机场等了一天的人们，忍受着饥饿和疲惫却什么都没看到。被台湾当局宣传欺骗的民众们带着不满的情绪责问政府，得到的回答是“飞机不幸失事”。于是，这场欢迎叛逃者的一场闹剧终于在台湾民众的不满和国民党当局的隐瞒中草草收场。
与台湾人不满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击落敌机的消息传回，福建军民无不称快，纷纷庆贺。第二天，福建军区特地举办了庆祝大会，表彰击落敌机的李纯光、胡英法等人。
这件事情极大地振奋了国民的精神，抚慰了军民的情感，让许多人知道，叛国投敌，与人民对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吴氏兄弟的下场也正是我们告慰那些无辜死去战士的阴魂的最好方式。
这一年，李纯光、胡英法等英雄去往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罗瑞卿等领导的接见。周总理高度表扬了他们的英勇作战和取得的胜利。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则歼敌的消息，全国上下一致叫好！这次事件再次显现出蒋介石集团的不择手段和我们解放军战士忠勇爱国的英雄气概。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反攻大陆无望的痛苦中去世。13年后，他的儿子蒋经国也在台湾去世。随后，台独势力上台，在美国的操纵下，妄图分裂中国，甘心当一个傀儡。他们不愿明白，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谁若不顾历史趋势、人民意愿，妄想分裂中国，压制人民，那必将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
不论是吴氏三兄弟还是，台独分裂分子，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妄想分裂祖国的人和卖国贼自古以来都是不会得逞的。他们势必会被人唾弃，被中国人民定在耻辱柱上，成为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