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智商有地区差异吗?吴语区明清时就盛产进士,近代两院院士数量较其他地区也有明显优势,是因为吴语区人民天生聪明吗?
2005 年,一项卫生部主导的研究伤害了很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为调查各地缺碘状况,研究人员测量、比较了各地儿童的智商,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智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海、浙江、北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遥遥领先,均超过 110。而西藏明显落后于其他省区,儿童平均智商仅为 77.3,智力落后的比例高达 32%。

▍2005 年全国 32 个省份 8-10 岁儿童智力测定结果
从研究数据看,中国最聪明的人分布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的吴语区,智力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
研究给出的江苏内部智商差异,也大大增强了吴语人发射地图炮的理论自信——江苏浙江虽为邻省,智商却相差 6 点,这一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江苏省会——被苏南人民视为江北佬的南京人表现不佳,儿童智商平均不到 100,趋近邻省安徽(98.2),大大低于全省 109.0 的平均水平。
很难说吴语区的优秀表现源于经济实力,同属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儿童平均智商就只有 101.1。
吴语区人民真的天生聪明吗?
人口红利
能伤害其他地区中国人民感情的不只是卫生部,还有万恶的科举制度。
在现代智商测试发明之前,最能说明智力水平的无疑是科举。从进士数量看,明清两代全国共有 51444 名进士,江苏南部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和浙江的吴语区核心地带就出了 10427 名,占全国五分之一。其中苏州府(1861 名)、绍兴府(1540 名)、杭州府(1370 名)、常州府(1281 名)进士总数均超过千名。
相比之下,明清陕西省共出进士 2041 名,勉强超过苏州一府人数,这在西部省份中甚至已算是不错的成绩。
单就状元数量来说,吴语区的优势更明显。清朝共取状元 114 名,其中出身江苏南部吴语县市以及浙江的至少有 59 名,超过状元总数一半。
一些江南家族的科考成绩更是惊人,以毗陵庄氏为例,明清两代庄氏共有进士 35 人,最辉煌的是庄存与和庄培因兄弟,哥哥是榜眼,弟弟是状元,他们的表哥钱维城、庄培因的岳父彭启丰也都是状元。对于整个明清都很难出一个三鼎甲的其他地区,如此成绩确实望尘莫及。
科举中的优异表现似乎坐实了吴语区人民的智力优越感,但当时江苏、浙江之所以能成为科举大省,首先是人口基数帮了大忙。
整个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占比都相当高。明前期,南直隶(江苏和安徽)和浙江人口为 1192 万和 1078 万,分别占全国人口 17.1%和 15.5%。中期则是 1849 万(16.7%)和 1584 万(14.2%),晚期为 3095 万(17.8%)和 2486 万(14.3%)。

▍明代天顺年间户口分布图,每点代表一千户
清中前期,江苏和浙江继续维持了人口优势,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江苏以吴语为主的南部州府(含镇江府)人口 1640.3 万,同年浙江 2741.1 万。苏南、浙江人口合计 4381.4 万,占到了全国人口总数的 12.3%。
不过,人口基数也不能完全解释吴语区的智力表现。
1851 年-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从 1860 年开始,战场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太湖平原地区,这场战争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
根据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人口出现剧烈下滑,江苏南部吴语为主的苏松常太地区人口由 1575.4 万滑至 659.1 万,浙江则从 3127 万掉到 1497 万。苏州府人口损失 65%,常州府损失 69%,位于浙北的湖州府干脆损失了 95%以上,从接近 300 万掉到不足 10 万。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浙江省分府人口的变动(人口单位:万),来源:《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直到现在,江南多地人口尚未恢复到太平天国战前水平。如苏州市目前户籍人口 653 万(2013 年)。湖州市 260 万(2010 年),都不如战前。
但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损失也没有对吴语区的科举水平产生太大影响,同治、光绪两朝,他们的进士数量仍居全国前列。
除了人口,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吗?
靠近运河的优势
地理交通的优势也帮了吴语区的大忙。
现代人的长途旅行已经习惯了乘坐高铁和飞机。从乌鲁木齐到北京,飞机直达不到 4 个小时,哈尔滨到三亚也只需 5 个小时。加上价格相对低廉,一个普通人完全能负担得起。
但在明清时期,考生中举后,进京赶考的路程却格外漫长。一个十七世纪的广东举人要进京赶考,需越过南岭、经过两湖、取道河南进京,或经江西/湖南,再沿长江东下抵达江苏后由运河北上。

▍《王琼事迹图册》中描绘了王琼与书童在山间前行,明朝重臣王琼是学优则仕的典型



基础教育方面,则在 1864 年建立龙门书院,1874 年成立格致公学。1906 年开办的中国公学,后来更是升为大学。上海教育体系完善的同时,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除了为很多周边地区的人提供教育机会,上海的教育机构还为其提供了模仿对象。不少上海人和旅居上海的西方人更是走出上海兴办教育。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各地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普遍较早。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近年新入选的两院院士中,江苏的优势已经在逐渐衰减,而生态位一向低于吴语区的安徽却在异军突起。正如明朝时盛极一时的江西,入清后脱离主要贸易通道,经济教育水平下滑,江西的科举水平与明朝相比也大幅下降。吴语区七千万人民要想继续坐稳中国最聪明人群的宝座,可能会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