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以前一篇文章曾提到过，世界很多象形文字经过长期发展都有逐渐向拼音文字过渡的现象，比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玛雅文字，唯独中文没有走向拼音文字，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原因，也是汉语相比世界其他语言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这就是我们的语言初创时一个概念只有一个单音的现象。
文章挂出来后很多人不服气，说两种文字根本就是两码事，象形文字怎么可能过渡到拼音文字？之所以抱有这想法，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象形文字符号与现有拼音文字的字母外形相差太大了，根本没有共性。先不说汉语，像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那些狮子，兀鹫，鹌鹑和蛇等等动物图形，无不强烈暗示这是一种图形文字(象形文字的一种)。其实这是固有的成见在作祟，只要我们抛弃成见，用开放的心态去判断一个新事物，则很可能会柳暗花明，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
事实上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转化，不但可能，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事。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远古时代那个象形文字的造字者，面对成千上万的概念，你都要造出一个新符号与其对应，这该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在早期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概念符号时还容易一点，照貓画猫就是了，比如汉语的马牛羊，埃及文字的狮子兀鹫等，但随着新概念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抽象概念的到来，造字就成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无形的东西用象形的原则来表达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象形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形声、会意等造字原则。但即使是这样也远远不能覆盖所有概念，所以造字往往无法可依，变得十分困难。设想每出现一个新概念，你就得发明一个新符号，还不能重复，造字的苦，学字的也苦。因为无章可循，所以不得不死记硬背！
怎么办？这时你心头很自然就会出现一个想法，既然我已经发明了这么多文字符号，为什么不能利用已有符号表达新概念而免去造字之苦？怎么利用呢？我会想到我发明的符号已经包含了母语中所有的发音，那么我为什么不用已有的符号把母语中的每个概念的发音拼出来？在这里已有的符号只代表发音而不用其含义，比如汉语中新出现了一种引进的坐具，发音是shafa，我们大可不必为此再造两个新字，用已有的沙发两个字拼出其发音就行，而其本意摈弃不用。这就是拼音文字的起源，沙和发两个字在这里就成了拼音符号。埃及文字中的兀鹫狮子等符号也是这个道理，在象形文字中代表其本意(二者发音相当于英语中a和l)，但有时也被用来当拼音符号拼出另一个有相同发音的概念而不用其本意，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埃及文字中表意和表音并存的局面。举个例子：
符号1表示房子，有门有墙，这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在古埃及语中发音是pr，而离开的发音也是pr，这时造字者就没有去造一个新符号表示离开，而是直接用房子符号来表达，这里就是只用其发音不用其含义。但是为了区分这里到底是表音还是表意，就加了提示符，下面是一张嘴，旁边是两条人腿表示动作，就是离开的意思。
古埃及文字符号大概有两千多个，但这么多符号显然不可能满足纯象形文字的需求，又大大高于纯拼音文字的需求，所以是一种表意和表音并存的文字。为什么没有完全过渡成纯拼音文字？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法老组织不力，没有搞一次彻底的文字改革，比如把已有的符号筛选一下，凑齐一组能代表埃及语中所有的发音的符号，然后把象形文字彻底改成表音文字。根据后来希腊语和英语等的经验，拼音文字最少只要二十多个符号就够了。当然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传统的惯性过于强大。
至于中国之所以没有过渡到表音文字，却一定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这要追溯到汉语的起源。我以前文章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就是因为汉语相比世界其他语言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一个概念一个单音。
因为世间万物概念繁多，而人类能发出的单音(简单说就是单音节和音素，单音节可以分解为音素，比如da就是一个单音节，而音素不能再分解，比如d和a）十分有限，所以古汉语中就出现了一音多义，就是说每一个单音都有很多含义。
兰亭序
一个概念一个单音和由此产生的一音多义，在世界各国语言中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英语，其单词只有一个单音节的很少，大部分都有两个以上音节，甚至多到七八个音节，德语更夸张，有的单词甚至到十几个以上。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数量有限的不同单音弄出无数个不同组合来对应众多的概念，口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降低了误解的概率。
但就汉语来说，一音多义已经多到在口语中难以分辨的地步，比如那篇《石氏嗜食狮》的文章，如果你只听不读是理解不了的，满耳都是shi的发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独辟蹊径，又发明了四声，用不同的声调来区分一个单音代表的不同概念，但即使如此还是无法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一音多义过于拥挤的现象依然存在。
就作者看来，我们语言的这个天生特点对汉语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催生了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唐诗宋词。诗词的基本要求是简洁明快，要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意思，同时还要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汉语简直就是为诗词量身定做的语言，一字(音)一义，符合简洁明快，用最少的字(音)表达最多的意思；四声之分又催生了律诗平仄对应的原则，满足了诗词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的要求。可以说汉语就是诗的语言。举个例子：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短短二十个字，把一个雄伟壮丽气象万千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读起来也酣畅淋漓，就像铁锅炒铜豆嘎巴脆！但是如果翻成其他语言，比如英语，无论如何精简，要表达出上述意境文字一定会变得冗长啰嗦，少了铁锅炒铜豆的感觉，变成了陶罐闷扁豆，效果大打折扣！
因为一个概念对应一个单音也就是一个字，大大节省了书写空间和时间。在古代由于书写材料的稀缺，第一点特别重要，而在现代时间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
同时决定了汉语无法拼音化。道理很简单，因为一音多义的情况过于严重，汉语变成拼音文字以后会难以区分。这就像现在的汉语拼音，如果取代汉字，写出的文章恐怕没人能读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试图把已有的汉字符号或其他符号拼音化，从而走上拼音文字之路。
也是文言和文言文难以听懂和读懂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其实在本质上就是把一个概念一个单音的情况改成一个概念对应两个或以上的音节，由此把原来相同发音的不同概念区分开来。比如“道”这个字，在文言中代表众多含义，现在把它变成道路、道理、道法、规律、说道等等，在文章中就是用两个字代替一个字，在口语中就是用两个音节代替一个单音节，这样更容易理解。
造成了我国地方方言众多。我国的方言极多，在南方这个现象尤其明显，有的省份不同城市相互难以听懂，有的省份甚至一个县里都有几种方言，差别大到相互也听不懂的地步。研究一下我国的方言就会发现，其发音大部分还是相同或近似的，尤其是在一个较大的相邻地域内，其主要不同在于四声。比如“我”字，在普通话中声调是三声，在河南话中是一声，在四川话中又变成了四声，但发音相同。本来老祖宗造四声是为了区别相同的发音以便于理解，但是他们可能没想到的是这个四声到了不同地区却演化出了不同的标准，从而变成了不同的方言。就域外人士而言，由于规则的改变，四声不但不有助于理解，还起了反作用。作者感觉在没有四声的其他语言中，方言的差别就没有这么大，比如英语，我曾经走遍了美国的东西南北一半以上的州，虽然各地语言有差别，但理解起来还是没有问题的。即使在不同的英语国家，相互理解也基本没问题。设想如果英语中一个单词就因为发音的高低不同就有不同的意思，那一定会导致无数的方言，造成相互间难以理解，也可以想象学英语的人该有多抓狂！
造成汉语难学。本来象形文字就难学，一音多义和四声的出现无疑是雪上加霜。想到这里我不禁对学汉语的老外充满了同情(坏笑)！
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在学习外语和认识其他文明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自己母语的这么多奥秘，也充分说明了这句话是多么的正确！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外部世界，认识外部世界，往往也会同时加深你对自身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