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字希直、希古，号逊志、侯城生、正学，政治家、新儒学思想家，浙江宁海侯城里人。其家乡在宋元时期人才辈出，涌现大量学者、官员。
祖父曾在元代任宁波鄞县教渝，父亲方克勤亦是知名的学者、文官。元末，方克勤于1344年参加乡试落第。1370年初，方克勤投靠朱元璋，成为当地训导。
一年后，在南京通过吏部考试，被任命为山东济宁知县；在任四年，政绩颇丰，却因微小失误被诬入狱，收押南京听候裁决。
随后，方克勤被判到南京西北四十里处的江浦服劳役；但很快被释放，并被重新录用。1376年，他又卷入著名的“空印案”，再次入狱，1376年12月5日卒于狱中，可能是被处死。
父亲入狱后，方孝孺上书丞相，请求代父受罚，未果。1377年春，他扶柩回乡安葬亡父，并撰文追念父亲的品德学识。
尽管深受方克勤影响，方孝孺并未疏远令父亲蒙冤入狱的皇帝和朝廷。据说他当时决意品学兼进，有志于辅佐明君。
和父亲一样，方孝孺天资聪颖，以文才与品行闻名宁海县，号称“小韩子”，此名来自于晚唐学者、新儒家思想运动领袖韩愈。
一、方孝孺师从宋濂学识渊博
1371年，十四岁的方孝孺随同赴任知县的父亲前往济宁定居。少年的方孝孺得以拜访孔子陵墓、周公祠堂及其他名胜。
他目睹并参与了父亲对战后事宜的治理，对北方文化衰退及随之而来的儒家伦理丧失也有所观察，但他坚信励精图治定能重振当地教化。十九岁时，方孝孺面临仕途抉择。
当时科举制度尚未重建完备，并非做官的唯一途径，政府又急纳贤才，因此方孝孺并未汲汲于科举之路。尽管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考官，方孝孺自己却从未打算参加科举。
他希望得到资助，精进学业，并出人头地。后来方孝孺写道，那时他还未读过当世人著作，直到十五岁时才阅读了宋濂的文章，并逐渐视宋濂为文坛领袖。
1376年春末，父方克勤入狱之前，方孝孺赴南京，拜见宋濂并献上自己的习作；宋濂深受感动，与方孝孺长谈达一个半时辰。宋濂被方孝孺的诚意打动，同意收他为弟子。
但是，不久方克勤入狱，随即离世，方孝孺不得不回宁海治丧。1376年末，宋濂到了退休的年龄，便告老还乡，次年初回到故乡金华。
仲夏，方孝孺从宁海向西跋涉三百余里来到金华，令宋濂喜出望外，方孝孺请求在为父服丧期间能继续师从宋濂。
除出于孝道定期回家探望，方孝孺在随后三年半都住在金华，伴随宋濂；在1379至1380年秋冬时节，他陪同宋濂参加朝廷一年一度的觐见，也常辅助宋濂撰写文书，答复大量请求。
1380年10月，方孝孺回宁海探亲，打算在家度过仲冬，但在冬初就得知宋濂全家被捕并被流放到四川。
第二年，宋濂去世，同五年前的方克勤一样，他成了残暴多疑的朱元璋的受害者。1382年，方孝孺和同乡郑氏之女结为夫妻。
经过宋濂的指导，方孝孺的文章文体优美、思想深刻；作为宋濂弟子中的佼佼者，他声名渐起。在方孝孺余生里，他致力于报效朝廷，以不负父亲和恩师的厚望。
明政府却戕害了这些忠臣孝子。与父亲方克勤及老师宋濂相比，方孝孺的思想更有独创性。
作为帝王的智囊，他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的制度，削弱专制统治，改变它日益依靠镇压、威胁等手段来摧残人才的发展趋势。
然而，方孝孺最终失败了，既没有改革成功，也没有影响明代文人的命运。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方孝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手段过于理想化以至于不切实际。
但我们不得不质疑：明朝刚建立，信仰新儒家大同思想、被文明社会的政治知识所熏染、受到蒙古统治下传统价值观念瓦解的警示，富有才能、理想远大的方孝孺又能有何种选择呢？
明政府是当时唯一可供方孝孺投靠的合法政府，他积极地试图改变其制度；但是，在政治生涯里，方孝孺的热情和理想主义可能超过了改革的可行性。
二、方孝孺命运的改变
1398年6月，朱允炆继位，方孝孺的命运骤然改变。朱允炆是朱元璋长孙，继位时年纪尚轻，官员建议他任用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人入朝为官。
方孝孺名闻四海，既是儒家道德之典范，又颇懂得治国之道；朱允炆立刻召他人朝，任命为翰林院侍讲，后升任侍讲学士。
并且，他第三次担任了南京的乡试主考官，可见他的学识和品德很受建文帝的欣赏。1400年，方孝孺担任会试主考官，更加证明他受到器重。
从政治表现上看，他成为了建文帝非常信任的人士之一。不久后，燕王朱棣叛乱，年轻的朱允炆为保皇位，不得不与叔父对抗。
当时，兵部尚书齐泰和翰林院学士黄子澄把持着朝廷的政治军事决策，他们主张“削藩”，导致了朱允炆和朱棣的冲突，而方孝孺并不认同“削藩”政策。
方孝孺在当时其他政策上的影响也很大，皇帝学习政治制度和哲学的时候，把方孝孺当做他的顾问。方孝孺辅佐明君、复兴国家的高远志向似乎得以实现。
他们共同研读《周礼》，这本周朝政治智慧的结晶可以作为社会政治改革的范本。他们反复探讨儒家思想的精髓，力主教化，减少严酷专制的统治手段。
尽管方孝儒采用的模式和术语依然陈旧，但其所用概念清晰地体现了他对近几个异族统治朝代的历史观察。他在论述帝制的由来以及帝王责任和职能的本质时也自成一家。
这些观点接受了当时新儒家的二元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但在此基础上，他发展了一些极具创新性的政治理论。
他采用了源于孟子并由新儒学深化的理想主义理论，并且，他试图用具体可行的措施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
从明代开始，一些即使赞同方孝孺崇高理想的学者也对他进行了批判，认为他的观点不切实际，但这种批判或许并不完全公正。
方孝孺对自古以来社会的重大变革都有所观考察。他更赞同的是对于理想主义做出切实可行的修正，稳妥地根据中国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况区别运用。
他将明朝的基本国策与儒家倡导的理念结合，再借鉴古时的模式加以应用，这些思路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呆板和不切实际。
方孝孺没有多少机会实践其理想，且朱棣也试图消除建文帝统治期间各种政治举措的痕迹。
靖难之役前不久，方孝孺唯一的公开改革措施是政府建筑物名称、部门称谓的变化及其他一些表面革新，但这些革新可能是使明政府符合《周礼》理念的初步举措。
我们无法确定，若建文帝的统治和方孝孺的仕途没有被迫结束，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会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在朱棣看来，建文帝的统治方式对朱元璋创立的神圣制度隐约是一种威胁。
毫无疑问，齐泰和黄子澄的政策影响了燕王的势力和特权，并且方孝孺更为模糊的政治理念也在破坏着这种制度。
朱棣发动政变是否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使明王朝不被这些政策削弱破坏、使年轻的建文帝不被心怀不轨的顾问大臣利用，如今已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朱棣起兵的理由即使没有十足的说服力，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信服。1399年夏末，政变发生，方孝孺并没有参与明显的战争决策。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实际上当时建文帝更关注方孝孺提出的理想改革方案，以至于忽略了篡位者。
靖难之役的最后几个月，即1401年春夏，燕王的军不断向南挺进，渡过淮河，威胁都城南京，而当时齐泰和黄子澄领兵在外，不在朝中，建文帝每日指挥战争基本上听从方孝孺的建议。
这些建议是灾难性的错误，方孝孺错误地认为长江可以阻止南下的军队，又认为南京城坚不可摧。在两种情况下，叛徒出卖而非军事征服证明了方孝孺的错误。
最终，1401年7月13日，叛徒为朱棣打开了南京城门。皇宫起火，建文帝殒命，方孝孺及诸多朝臣被俘，不支持“削藩”的方孝孺本不一定会被处死。
且篡位的朱棣似乎急需方孝孺这样一位正直之士的拥戴，从而赢得百姓的认可。
朱棣对效忠于建文帝的人士进行清洗，方孝孺被诛十族；根据不同的记载，惨遭屠戮者多达九百至一千人，可见朱棣的报复行为残酷彻底。
在永乐年间，藏有一段方孝孺的文章都会被处死。这种镇压后来有所缓解，对方孝孺著作的禁令也未持续一个世纪。
方孝孺当时广受敬佩，被视为英雄、烈士；方孝孺反对篡位所表现出的威武不屈，为后世秉承儒家伦理的思想家树立的道德典范。
三、总结
方孝孺等忠臣经过多年才得以平反，在方孝孺死后的一百五十年里，继任的列位皇帝饶恕了殉难者的后代，但直到神宗朱翊钧继位，才开始采取积极举措。
1584年春，在屠叔方等人建议下，神宗下令赦免方孝孺等人的后代五千余人。神宗令人在南京修建了一座祠堂，称“表忠祠”，以纪念靖难之役的殉难者，方孝孺在其中列于第二位。
直到1645年，方孝孺才被追授谥号“文正”；同时，朝廷也追授其妻谥号“贞愍”。1775年，乾隆皇帝追赐方孝孺谥号“忠文”。1863年，他的灵位被放置进孔庙，陪祀孔子。
方孝孺颇不屑于只追求文学价值的文人，却对自己的文学成就颇为欣赏，他被视为当时最优秀的散文家，也是位有成就的诗人。他的大多数作品富有学术性和哲学性。
方孝孺在建文帝时期还撰写了许多文告和法令。除了有文学天赋，据说他还擅长画竹。方孝孺的著述在永乐年间被禁，随后散佚。
明清时期有多种选集中收录方孝孺的作品，最早的是李贽所编《三异人集》。
收录方孝孺及另两位明朝忠臣于谦和杨继盛作品，并有李贽所写的评论，此书也有副本藏于内阁文库。
方孝孺许多关于家庭、教育及青年人道德修养的文章也被收录在不同丛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