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现状怎么样？大邱庄怎么没落的？

改革开放45周年，大邱庄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怎么样了？

“南有华西村，北有大邱庄”，说起中国改革开放，大邱庄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托举大邱庄“富起来”的，是1978年雨后春笋般涌现的226家村办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一批农民，逐渐变成工人、经营者，变成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大邱庄变成了“中国首富村”，创造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奇迹。

1993年“大邱庄事件”后，政企分离、乡镇集体企业改制、明晰企业产权，重塑了大邱庄钢铁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经过市场的淬炼和淘洗，今天的大邱庄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焊管和冷压弯型钢生产基地，产品广泛用于三峡工程、北京奥运会场馆、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众多国家重点工程，并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每5根焊管产品就有一根来自大邱庄。

“目前，大邱庄600多家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有三家企业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包括一家全球第一家千万吨级焊接钢管企业，同时它也是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大邱庄镇党委负责人历数了大邱庄45年来的变迁后说，“第二代、第三代企业家群体又成长起来了。绿色、高端、智能、高质量发展成为共识。”

大邱庄的“钢铁脊梁”历经起伏，为何总能挺立潮头？站在改革开放45周年和贯彻落实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节点上，记者走进大邱庄钢铁企业，探访它的前世今生。

创新被贫穷逼出来的大邱庄钢铁业

“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几十年前，这两句民谣是对大邱庄贫穷的生动描述。

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计划经济，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邱庄深居团泊洼腹地。1978年前，在这片7.5平方公里的盐碱地上，有7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当时一位大队会计说，家有4口人，一年收入120元，最穷时，一个劳动力日分红只有2毛钱。

再也不能这样干！1977年，大邱庄人以非凡的勇气，悄悄凑钱买来国营厂淘汰的旧设备，组装了一条冷轧带钢生产线。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悟出，以传统观念、传统方式干农业，只会越干越穷，要靠办工业和商业致富。

今年71岁的刘金桐，1977年春节过后被安排去天津市区一家钢铁厂学习,一起去的还有三位本村被认为心灵手巧的青年农民。

刘金桐第一次进城、第一次见到现代化工厂、第一次站到生产线上，他和同伴分别学习闻所未闻的四道工序：酸洗、开坯、成活、淬火。

当时，工人每月工资30多元，平均一天1块多，而大邱庄的农民还是靠干农活挣工分，一天工分也就值两三毛钱。在刘金桐看来，收入的差距最明显就体现在伙食上。

每到饭点儿，他经常两只眼睛死死盯着5分钱一份的肉沫炒洋白菜，却告诉食堂大师傅，“来个1分钱的馒头”。菜，是从家揣过来的咸菜。

有时馋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来一份炒菜时，还要厚着脸皮说一句，多来点菜汤。

“哗——这么一勺，要能带点肉沫，那可乐死了！”说完，刘金桐又感慨一句，“没办法，穷啊！”

三个月后，刘金桐完成学习培训。返程路上，他们四人找到一家照相馆，拍下一张合影。

25岁的刘金桐（前排右）

“以钱为纲还是以粮为纲？”大邱庄人顶住了怀疑。1978年，新投产的生产线当年就实现收入17万元。石破天惊！这是大邱庄改革的起点，也是当时包括华西村、小岗村等中国农村改革探索起始之一。他们迈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步。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奇迹在天津基层拉开帷幕。

到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全村纯收入超过1亿元，人均收入由30元左右达到2.6万元，

刘金桐记忆犹新的是，就在1980年底，他拿到一笔800多元的工资，这差不多是当时天津城里工人一年收入的两倍！他立马拿出500元，买了台日本声宝牌黑白电视机。

“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大伙儿突然觉得有奔头了，所以没有一点犹豫，买了电视机！”

1989年5月，刘金桐在大邱庄轧钢总厂门前

钢和铁，搭起了大邱庄第一代企业家的摇篮。刘万全等农民先后成为厂长和经营骨干。他们利用冷轧带钢厂积累的资金“滚雪球”，一个接一个兴办工厂。当时，主流舆论还在倡导坚持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并逐步向“公社核算过渡”。企业家们却在实践中进入“禁区”，以生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计划经济带来的“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现象，责权利相统一，层层承包，直到个人。

厂长刘万全（左）

表面上是办工业摆脱贫困，实际上是这一代企业家们进行了思想革命、观念更新、组织和经济制度创新。他们从僵化体制中打开突破口，无需凡事请示，白天黑夜在全国跑市场、摸需求、建企业，调度资金、技术、人才，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从1981年到1983年，大邱庄先后建起3个工厂，一个厂变成了4个厂。1983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776万元，利润171万元，人均产值4.5万元，人均利润1.1万元。

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稳居全国农村第一位。令人震惊的是，“中国首富村”实现村民人均收入几百倍的增长，竟然大大超过了城市居民。

天津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孙德升说，大邱庄第一代企业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没有过时，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方向、发现机会、敢冒风险，敢于改革，这都是稀缺的企业家精神。在大邱庄第二代企业家，目前中国焊接钢管龙头企业友发集团董事长李茂津看来，“今天大邱庄的企业家是站在第一代企业家肩膀上成长起来的，要感恩和传承这种精神。”

坚韧民营企业家弄潮钢铁舞台

1993年，大邱庄撤村建镇，党委、政府面对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负盈不负亏、企业效益急剧下降等问题，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实施体制机制改革。

当年11月18日，在保持大邱庄行政区域不变的前提下撤村建镇。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转变为四个街道。从此，企业有了企业的属性，社会有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大邱庄先后经历三次行政区域调整，不断扩展发展空间。面积从原来的7.5平方公里，增加到126平方公里，先后并入22个周边的自然村，总人口9.3万，其中户籍人口4.5万，流动人口4.8万。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政策、土地、劳动力、医疗等营商环境支持，企业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党委、政府实施了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三步走系列改革。

第一步

住房改革

老房子按照面积和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第二步

医疗、交通、通讯等福利制度改革

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奔驰、林肯等豪华车统统拍卖，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

第三步

经济体制改革

1997年，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确定了“实现公司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在企业责任上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在资产上明晰产权，产权由虚有变实有；投资主体上，由单一变多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加上国内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跌势不可扭转。到1998年底，大邱庄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此后一路下滑，到2001年，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回到建镇之初的水平，经济跌入了低谷。

但正是一片萧瑟中，改制让新一代大邱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家强烈的发展愿望和企业优势逐步显现。

1999年，29岁的李茂津离开大邱庄津美制管厂，与3位朋友凑了120万元开始创业。1988年，19岁的李茂津迎来人生的高考季，正当收到某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也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则关于大邱庄《十年改革十年巨变》的新闻，乐于挑战自己的李茂津决定放弃学业，投身创业大潮。李茂津在津美集团干了11年，从职员到科长，一直干到常务副总经理。他亲历过大邱庄的辉煌，对其中的弊病也刻骨铭心：“它没有国有企业的后盾，也没有民营企业的灵活。只有产权清晰了，企业的每个人才更有活力，也能更快适应市场变化。所以友发要坚持合作入股的模式。”

李茂津说，用一根钢管撬动地球是我年少的梦想，可惜企业散了。怎样做成散不了的企业？“共同出资，为了利益和风险共享共担。”李茂津和3位合伙人按照各自的投资额比例占有企业股份，按照擅长领域分管企业经营。一家名为华友钢管厂的企业诞生了，日后成为名声响彻全国的焊接钢管龙头企业。

2002年，高树成分析了市场，决定在圆管市场成为“红海”的情况下，独辟蹊径，在大邱庄创办了一家方矩管生产企业，追逐回暖的市场。去年，这家叫源泰德润钢管集团的企业成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生产的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3位。高树成是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人，1989年花两天时间来到大邱庄，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点零钱。很快，他在大邱庄制管总厂找了份电工工作，一个月工资200元，刨去开销，每个月都能攒下100元。在高树成眼里，“大邱庄始终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企业多、机会多，像我们县里，那时几乎找不出几家企业。”

高树成

潮起潮落，否定之否定，一个民营制造业的群落再次崛起。

经济下行压力下，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娟却在新租厂房扩产，50条生产线生产的各种支架服务中国华电、中核、中国电建、国家能源等大型企业，其中包括配套全球单体最大盐光互补项目——天津华电海晶1000MW“盐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大邱庄规模以上企业203家，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形成了以钢铁、焊管、线材制品产业为主要支撑的工业产业格局。民营企业家在大邱庄构建了全国最大的焊管与冷弯型钢生产基地。大邱庄镇政府负责人说，今年1-10月份，大邱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680亿元，预计全年将实现810亿元，占静海区工业总产值的41%。这个数据仅与1993年的51.7亿元产值相比，翻了将近16番。

信心钢铁产业也会是高端产业

近年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整个钢铁行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那么，对于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大邱庄钢铁制品业，信心从何而来？

王娟的回答是绿色发展。

王娟本来在北京做酒店业，后来又做贸易。她逐渐从中发现了中国和欧洲的光伏产业是个绿色的大机会。作为静海人，她选择进入大邱庄，建立了以生产各种光伏支架产品的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绿色低碳产业市场很大，我们光伏支架产品预计今年全年销售收入实现10个亿。过去三年，我们的产值都是翻番增长。”王娟说。“我们的原料，最终产品镀锌环节都可以在大邱庄进行，它有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

王娟（左一）

“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新能源车也需要用钢管，关键在于高质量发展。”天津金都钢铁集团董事长孙文利说。在位于邢家堼村的企业办公室，我们见到皮肤黝黑，说起话来声音有些沙哑的孙文利。邢家堼村是大邱庄撤村建镇后并入大邱庄镇的周围22个村之一。他的企业为王娟的一部分产品完成镀锌工艺。

大邱庄40多年来钢材深加工企业完成了深度细分合作，仅以金属焊管制造领域为例，就具备石油套管、流体输送管、矩型焊管及其他异型焊管，机床用油管、光伏支架等深加工能力。加之遍布在大邱庄内大大小小的贸易公司，形成了这里规模大、品种全、质量好、成本低、市场营销渠道完整等积累下来的巨大优势。

“还是要靠技术创新，提质增效，看准了敢于投入！”公司近年瞄准国际国内的最先进装备，按照欧盟标准先后投资建设了8条热镀锌生产线，实现了绿色低碳、提质增效。孙文利经历了20多年钢铁市场的风雨，年销售额从过去的10多亿元提升到现在的40亿元。

不过，他坦言目前承受着需求波动带来的压力：“镀锌管上半年的市场价格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下半年微利，明年可能向好。”他关心刚刚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如数家珍地列举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行业情况。寻求自己的产品与2024年国家扩大内需的领域和产业发生交集。

孙文利（中）

李茂津接受采访的那天正好天津下暴雪，静海降雪量最大，窗外的团泊湖银光闪耀。“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只要市场还用焊接钢管，友发就能生存下去。”李茂津笑着说。

一个月前，李茂津去了趟马来西亚。

“整个东盟十一国共计7亿人，去年粗钢产量5000万吨。而在我国，这个数字是10.13亿吨。”“相比之下，尽管中国市场有波动，但仍然是全球第一大市场，无人可比！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方向不会变。”但他也认为，不同发展时期，企业要采取不同策略，“市场好的时候，要大干快上。市场不好的时候，要学会‘撤桌子’，适当降低产能、做好资源配置。越是市场疲软的时候，越是企业扩张、收购兼并的最好时机，这其中要冒点险。”

2021年，友发集团收购江苏国强安全新材料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友发已经形成天津、唐山、邯郸、溧阳等六个生产基地，旗下10家钢管生产企业拥有200余条生产线。2022年友发集团营收673亿元，产量2012万吨。今年1-9月份，营收462.53亿元，产量1527.84万吨，利润4.29亿元，同比增加879.63%。

李茂津的信心在于友发高端化之路。连续三年，友发投入近6亿元，对所有的老旧车间进行了彻底改造，所有企业都实现了废酸、废水的零排放。部分公司生产厂区改造为“友发钢管创意园”，并通过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认证。产品即人品，旗下“友发”“正金元”两大钢管品牌已经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产品，从产业链低端做到了高端甚至是最高端。李茂津说；“友发对产品质量的至高追求甚至到差点让企业破产的程度。因为具备最优的质量和品牌，我们才能在价格上高于同类产品，才能参与起草、修订15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李茂津（中）

李茂津推崇企业家精神。他说自己最佩服的企业家就是华为的任正非。

“民营企业的韧性在于它的治理结构。但不同的企业决策者有不同的选择。”李茂津说。企业上市后，连续实施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股权激励措施。这家12000多名员工的上市公司中，股东有600多人。将自身利益与企业绑定，激发出友发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友发是一家‘股权充分分散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我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从创业之初的50%陆续被稀释到现在的大概19%，这还远远不够，如果有一天能持续被稀释到5%甚至1%了，‘律己利他，合作进取’变成普遍价值追求，那友发才是真正强大了。”

“信心来自于抢抓先机。”源泰德润钢管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凯松今年才25岁，应该算是大邱庄的“钢三代”。今年年初，他动议公司投产了一台非标规格、用于汽车用钢的方矩管生产线。投入2000多万元。“当时通过调研，公司认为将来市场会有新规格方矩管的需要。”刘凯松说,“其实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条产线挣不挣钱。但知道有了这个设备，公司就能占领市场空白。”